第10章 第四節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和方法

唐代科舉考試設科繁多，不同時期其科目設立也不盡相同，前後總計不下幾十種。其中常設的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此外，還有製科和武舉科等。 秀才科考方略策(計謀策略)五道題，依文理通順透徹程度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錄取。隋唐時代均以秀才科為最高，所以被錄取也最難。隋代秀才科先後錄取不過10人，唐代秀才科每次錄取的僅一二人，秀才科錄取後，按四等授予官位，即正八品上，正八品下，從八品上，從八品下。由於秀才科錄取的難度較大，唐初舉行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停止了。所以顧炎武在中說：“唐時秀才，則為優異之科，不常舉。” 進士科唐初僅考時務策(當世要事的對策)五道，後增加考試帖經和雜文。帖經是考默寫經書的能力。雜文是指以規諫、告誡為主題的箴、銘，晉朝的陸機在《文賦》中說：“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經策全通為甲等，策通四道、帖通四道以上為乙等。唐中葉後又增考詩賦，並重視詩賦的考試。往往帖經不合格的，如果詩賦考得好也可以錄取。這是唐詩興盛的反映，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發展。進士科錄取分為兩等，甲等授予從九品上之官職，乙等授予從九品下之官職。

唐代進士科最受士子青睞，《唐摭〔zhi 職〕言》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為不美。”唐玄宗時每年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常不減千餘人”，及第者最多時不過30餘人。 《全唐詩》中有“桂樹只生三十枝”，反映了進士科每次錄取名額不過30人左右。據徐鬆的《登科記考》統計，終唐之世計289年，貢舉進士為266次，及第進士為6442人，按《通典·選舉三》每年應舉數“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計算，唐代約計有50萬人次參加過進士科考試，平均每年及第在23人到24人之間。這與《通典》所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百十一二”基本相符合。進士科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與進士及第者往往受到重用有關。有的進士及第者位及宰相，從唐憲宗到唐懿宗期間共有宰相133人，而其中進士出身者有98人，約佔宰相總數的74%，宰相中進士出身的人數已佔絕對優勢，反過來又促使朝野上下更重視進士科。唐玄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曾說：“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jia佳〕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蘊才敏行者咸出於是”(《通典·選舉三》)。正是由於進士科及第者官位顯赫，錄取人數又少，所以進士科也最難考。

明經科又可細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等。在唐代按經書的分量又把經書分作大、中、小三類：《禮記》與《春秋左氏傳》被稱為大經；《詩》、《周禮》、《儀禮》被稱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被稱為小經。 、《孝經》為共同必試，要求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都要掌握。明經科就是考以上儒家經典著作，方式分帖經、墨義、時務策與口試等。據《新唐書·選舉志》載，唐代明經科，先考帖經，每經考十帖，每帖考三言，通六帖以上者為合格。然後墨義(或口試)經義十條，通十條為上上，通八條為上中，通七條為上下，通六條為中上，餘者為不合格。然後考時務策三道，通二道為合格。帖經、墨義(或口試)、時務策三項考試皆合格的被錄取。明經科的錄取分為四等，分別授予從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從九品下等官職。明經科的考試要求是不高的，只要求熟讀經義注疏就行，對於經義也未必真懂。錄取的比例也較大。進士科大約每100人只有一二人被錄取，而明經科大約每10人就有一二人被錄取。唐有重進士、輕明經的傾向，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意思是說30歲的人去考明經科，算是年紀老的了，而50歲的人去考進士科，算是年紀輕的了。說明考明經科容易，考進士科很難。

明法科即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知識。試策共10條，其中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等，通八條以上為乙等，通七條或七條以下為不合格，不能錄取。明法科的考生來自律學的學生和州、縣的鄉貢。明法科主要是試考生對朝廷刑法和國家組織製度的了解程度。錄取人數很少，有史可查的有李朝隱等(《舊唐書·李朝隱傳》)。 明字科也稱“明書科”或“書科”。明字科先試帖經，然後口試，最後試策。帖經試《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口試通過後再筆試《說文》、《字林》20條，答對18條為合格。並且“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通”(《唐六典·禮部》)。明字科考生來自書學學生，合格者再經祭酒審定，而後參加省試，省試及第，僅取得了科舉出身，再經吏部銓選才能放官。明字科及第敘任的品階是從九品下。明字科考核的是文字、訓詁知識和書法，明字科的設置也反映了唐代重視書法的風尚。古代著名的楷書家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和草書家張旭、懷素，除歐陽詢生於隋唐之際外，其餘四人都生於唐代，另外還有虞世南、褚遂良等書法家也生於唐代。宋代朱翌曾言：“唐百官誌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吏、裡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往勝於今之士大夫，亦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猗覺寮雜記》卷上)

明算科即算術科，著重考核算術，要求詳明術理。主要考《九章算術》三條，《周髀〔bi 畢〕算經》、《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者為合格。 《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者為合格。另一說，“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為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為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新唐書·選舉志》)明算科考生主要來自算學生，算學生學業完成後參加國子監考試，合格者再參加科舉省試，及第後待銓選後敘任官員為從九品下。 諸史科即歷史科。 “一史”，主要考《史記》。 “三史”，主要考《史記》、《漢書》、《後漢書》。史科為唐穆宗時所設。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70條策通二道者合格。

開元禮科即禮制科，主要考唐玄宗開元年間所製定的禮儀制度，為唐德宗貞元年間所設。應試者通大義70條、策二道者為合格，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授官。 童子科規定凡10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的，皆可參加童子科考試。能背誦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誦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 道舉科唐玄宗時舉行過，主要考《老子》、、《文子》、《列子》等，這是唐朝注重道家思想、扶持道教勢力的反映。 制科皇帝的命令稱為“制”，皇帝特別召集一些人舉行的考試科目，稱做“制科”。考試的時間及內容都由皇帝臨時決定，隨皇帝的一時高興而舉行，名目很多，發“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等，前後不下八九十種名目，甚至還有“不求聞達”(不求顯達)科、“高蹈丘園”(隱居丘園)科，甚為可笑。一般說，制科要考“時務策”，即對當世要事的對策，自唐玄宗以後加試詩賦。制科是皇帝親自網羅人才的一種辦法，考試成績優等的，可以得到較高的官職，考試成績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制科雖是皇上恩准的特殊科考，但制科出身的人，卻不被人們敬重，以為非正途出身，遠不如進士出身的人榮耀。應科舉考試得官以後，還可以再投考制科，如詩人賀知章，先曾考進士科，獲得官職，以後他又應考制科，考取了“超拔群類科”，再獲更高的官職。

武科創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由兵部員外郎主持，又分為平射、武舉二科目。主要考步射、馬槍、馬射、負重、語言、身材等等。 《舊唐書》載，郭子儀就是“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的。唐代武舉，由州縣考選後，以鄉飲酒禮貢舉至兵部進行考試，每年應試的常有數百至數千，而能及第者不過數十人。其考試內容主要有：長垛、馬射、馬槍等。所謂長垛，置帛五規(圓形)於垛(土築的箭靶)上，相距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jue 決〕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30尺為限，列坐引射。所謂馬射，穿土為埒〔lie 列〕(矮牆)，其長與垛相同。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所謂馬槍，斷木為人，戴方板在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板落，而人不踣〔bo搏〕。長垛、馬射為試弓法；馬槍為試馬上舞槍。此外，還有步射(射草人)、翹關、負重、身材及言語之選。 《新唐書·選舉志》載：“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舉。”“身材”和“言語”之選，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和堪為統帥者。如果是文官要求參加武科，取身材六尺以上、年齡40歲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通得五成以上的為合格。

醫舉科是唐代設置的專門為選拔醫學人才的科舉考試科目。最早開設於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考試內容：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諸雜經方義二道，通七成以上的為合格。考生主要來自醫學學校的學生。 從以上常科來看，經常採用的考試方法，主要有帖經、墨義、策問、詩賦等，間或還採用口試。 帖經這是唐科舉考試常用的方法。 “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通典·選舉三》)即將經書上某行帖上三個字，要求將所帖的三個字填寫出來，這和現在流行的“填空”有些類似。這種考試方法原是很簡單的，只要把經書文注讀熟即可應付。這種考試方法適合於考查記誦性的知識，對於測試認識能力、思辨能力及應變能力，是無能為力的。故即使考生對一般帖經(填空)均能回答，也使考官難以分出優劣。為了便於取捨，考官挖空心思提高考題的難度，出些孤章絕句、疑似參互、易於混淆的題目，如出一些偏題、怪題，“甚者或上抵其註，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通典·選舉三》)這樣把本來容易應付的帖經考試，變成考生的一道難關。於是歷年考生就想方設法搜索偏怪難題，把孤絕幽隱的句子編成便於記誦的歌訣，稱為“帖括”。考生們熱衷於記誦帖括的歌訣，而對儒經的大義反而知之不切了。針對這種情況，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國子祭酒楊瑒〔yang 楊〕上奏道：“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舊唐書·楊瑒傳》)當朝重視楊瑒的意見，特下制令：“禮部舉人，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取者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為弊已久，須是厘革。禮部起今，每帖前後各出一行，相類之處，並不須帖。”(《冊府元龜·貢舉部》)根據此項命令，禮部考試開始實行開三行，不再在斷絕疑似之處帖題了。

墨義是一種簡單的對經義的問答，只要熟讀經文和注疏即能回答。如原題：“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謹對。”又如原題：“'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對：“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zhan沾〕之逐鳥雀也'。謹對。”還有原題“請以注疏對”的。如答不上來，就寫上：“對未審。”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加了“口問大義”，即用“口試”這種新的考試方法。規定問義應當眾進行，問義結束時當即宣布考試成績，以此來限制考官以個人好惡而取捨，讓眾人對口試進行監督。但執行時往往由考官單獨口試，問答時又不做記錄，因而出現舞弊現象。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為平息眾怒，重申命令“舉人帖及口試，並宜對眾考定，便唱通否。”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曾奏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文”。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書左丞權知禮部顧少蓮也奏稱：“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複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禮部貢院又請皇帝廢除口試。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請恢復口試。口試的方法比較靈活，但隨意性較大，確實有復查無憑的缺點，容易給一些考官和考生提供聯合舞弊的機會。

策問這是沿襲西漢以來的“射策”、“對策”的考試方法，它是設題指事，由被試者做文章，題目的範圍是當世要事和計謀策略，要求對現實中諸如政治、吏治、人事、教化、生產等問題提出建議，或寫出政論性的文章。它比帖經、墨義要求要高一些，這是一種較好的考試方法。但是，這種考試方法行之既久，後來的讀書人將每年考試的考卷舊策編綴起來，熟讀爛背，“束書不觀，專讀舊策”，以應付考試。傳說李白這樣的大詩人，考試時也曾和其他考生一起將此類書“攜以就試，相顧而笑”。可見，久而久之，靠策問也難以考出真正的人才。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因有人反對詩賦而連及策問，結果詔令將二者並停，改試議論各一道。但由於議論空泛，難於把握取捨標準，未及推行而又復舊。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年(公元834年)又經過一次反复，變通之後又復舊。要求考生對經史和時務並加重視，在策問題目上，提出經史與時務兼顧，如策問五道題，其中經史三道，時務兩道。其用意在於使考生古今並習，不致偏廢。幾經反複調整後，策問這種方法被延續使用。應該說，策問本身屬於一種較好的考試方法，但由於科舉考試內容限制了它的作用，後來，策問也漸重駢儷〔li 吏〕，也就同帖經一樣，逐漸成為束縛考生思想的一種手段。

《昌黎全集》卷十四錄有進士科策問13道，茲錄其二道如下：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週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烏所謂三者之異雲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yu 愚〕？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為謬說矣。週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he 何〕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詩賦是後來加試的一種考試方法。鑑於考生多背誦經義和舊策，沒有實才，於是就在經義策問的基礎之上加試一詩一賦，也稱之為帖詩。詩賦比帖經、墨義更能考察考生的思想，且能反映出一個人的文學修養和文化水平。不過這種詩賦格律體裁均有固定格式，語句用詞又必端莊典雅，堂皇矞〔yu玉〕麗。白居易於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習相近遠》賦和《玉水記方流》詩及第中選。我們且看他後一首應試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