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無論從歷史的、從現實的角度考察漢字，無論研究漢字本身、還是研究與漢字有關的諸種學科，都可以做出許多大學問。以前，僅僅是研究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就能形成專門學問，叫做“說文學”，可見人們對於漢字研究的重視。
早在春秋時代，某些政治家、思想家就能通過分析漢字來宣揚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張，例如《左傳》記載，楚莊王說： “夫文，止戈為武”(《宣公十二年》)，就是說，他認為只有能止息戰爭的，才能叫做具有武力(即軍事實力)。這說明他把“武”看成是從止從戈的會意字。當然這不見得是古代的造字本意，只是用以說明自己的主張而已。另外如晉國大夫伯宗說：“故文，反正為乏”(《宣公十五年》)，秦國醫生和(人名)說：“於文，皿蟲為蠱” (《昭公元年》)，都有類似用意。
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家墨翟，說他能知道古代聖王的言行事蹟，是怎麼知道的呢？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遞後世子孫者知之。”(《墨子·兼愛下》)可見他把鑄、刻、寫於簡帛、玉石和青銅器上的文字作為了解古代社會的史料，說明他作為思想家的眼光確實是很高明的。
戰國以來，許多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都開始探討漢字的起源問題，如先秦的《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和漢代的《淮南子》、《論衡》等書，都提到“倉頡作書”的傳說。但是，由於缺乏對文字性質的正確認識，越是往後的著作，卻越是把這個問題說得玄乎神秘。
對於漢字的整理，也早有人著手。據說西周末期的宣王時候，太史籀蒐集了當時的常用字，編成押韻的句子，以便學童識字，叫做《史籀篇》。因為字體風格屬於西周金文一類，後來有“籀文”的名稱，就是因此而來的。
秦始皇用小篆統一天下文字時，讓丞相李斯著《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著《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著《博學篇》，都是推行小篆的規範字書。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關於漢字形體構造的規律即“六書”的理論也產生了。有一部作於戰國時代的重要古書，叫做《周禮》，已經提到“養國子”(教育學生)要“教之六藝”，其中之一就是“六書”，但是沒有具體闡明“六書” 的內容。直到東漢才出現種種有關“六書”理論的說法，請參見本書第四節的有關介紹。
秦始皇為統一天下人的思想，採取“焚書坑儒”的政策，使古代文化遭到一大浩劫。當時有孔子的後代偷偷地把若干重要著作藏在孔子舊宅的牆壁夾道中，一藏就是一百幾十年。到漢武帝末年，該地的諸侯王魯恭王想擴建自己的宮室，把相鄰的孔子舊宅給拆了，發現了這一批古代著作，有《尚書》、《禮記》、、《孝經》等書，都是被人尊崇的“經書”，用戰國文字即所謂“六國古文”寫成，與當時通行的隸書(今文)面目大不相同，一般學者難以辨識，於是有人說這是偽造的。由此引發了我國經學史、也是哲學史上重要的經今文和經古文的學派之爭；同時，也促進了對於這些“古文”的學術研究，例如許慎就採擷〔xie鞋〕了不少“古文”形體的字加進他的《說文解字》裡。
本書已經多處提到許慎。確實，他是漢字發展研究史上一位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人物。他盡一己平生之力編纂成的《說文解字》14卷，不但是中國有關漢字的第一部字典，也是漢字研究的一部經典著作。歷代以《說文》為參照係而研究漢字的學者絡繹不絕。民國初年有位丁福保編了一部《說文解字詁林》，收錄有關《說文》的著作達3000卷之多。
漢代時候，各地“往往於山川得鼎彝”(《說文敘》)，就是說，商周青銅器多有出土。起初，這被視為神奇的祥瑞，獻給皇帝，舉朝欣悅。漢武帝曾因“得鼎汾水上”而改年號為“元鼎”。宣帝時，“美陽(今陝西扶風縣境內)得鼎獻之”，當時有一位京兆尹(官名)張敞，是古文字學家，對鼎上的銘文作了考釋，揭破了籠罩在這一類出土器物上的神秘的面紗。從此以後，宮廷以外的民間也開始收藏這些青銅器以及玉石、碑碣等古代文物，能對上面的文字進行考釋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多。到宋代的時候，逐漸形成了一門學問，叫做“金石學”。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就是一位金石學家，寫過一部《金石錄》。夫妻二人時常吟詩賦詞，摩挲〔suo梭〕金石，切磋學問，真是其樂融融。金石學可以說是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學科，與漢字研究的關係最為密切。不過，金石學除了考釋器物上的古代文字外，也要研究它們的器類、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辨偽、鑑賞等等，範圍是比較廣的。
古代帝王出於政治需要推尊經學，而將語言文字一類的學問稱為“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但這並非鄙薄語言文字學，相反，傳統習慣的看法是“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說文敘》)，對漢字一直存在崇拜心理。因此，小學得以蓬勃發展，最初只是文字學，後來分出訓詁學、音韻學，與文字學鼎足而三，各有分工。大抵說來，文字學側重字形，訓詁學側重字義(詞義、語義)，音韻學側重字音(語音)，但也互相交叉，彼此配合。這些方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漢字作為基本單位和對象的。
西晉初期的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縣)的戰國魏襄王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竹簡，後世稱為“汲冢〔zhong腫〕竹書”，經過學者研究，從中整理出古代著作75篇，但至今也只有《穆天子傳》存世，其餘也已基本亡佚了。
唐代初年，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縣)發現了春秋戰國時的秦國石鼓。上面鐫刻的文字，也引起了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後來叫做“石鼓文”(見前圖21)。
宋代也是一個重視人文科學的時代，文化更為發達。除金石學得以奠基外，有徐鉉〔xuan渲〕、徐鍇〔kai楷〕兄弟對許慎的《說文解字》進行了整理校訂，並增補了420多個字。以編纂史書聞名的司馬光，同時牽頭編寫了一部字典叫《類篇》，收字31000多個。陳彭年等人在隋代陸法言撰寫的韻書《切韻》的基礎上，擴充增益成《廣韻》一書，是韻書，也是字典。還有一位學者洪適〔kuo闊〕著《隸釋》等書，是最早系統研究漢隸的人。這些著作，也可以說都是當時漢字研究成果的總結。
元明兩代，這方面的研究及其著作，較為稀少，除了明末梅膺祚的《字彙》外，另有一位學者張自烈，編了一部字典《正字通》，引用了不少古文字材料。
清代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全面復興時期，文字之學也不例外。首先是“說文學”空前發達，成果卓著，出現了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fu复〕的《說文義證》、王筠的《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代表性著作。其次，金石學的研究也形成了新的熱潮，許多學者有意識地以古代器物上的文字“證經辨史”，大大增強了這門學科的科學價值。
尤其是清代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更促使漢字及其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王懿榮和劉鶚(著名白話小說的作者)的主要功績是發現、收藏和著錄甲骨文。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學術專著是孫詒〔yi怡〕 讓的《契文舉例》。其後，羅振玉(號雪堂)編著《殷墟書契》及《殷墟書契考釋》等書；王國維(號觀堂)著《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證》等，以甲骨文材料重構古史框架；董作賓(字彥堂)八次主持安陽殷墟甲骨的科學發掘，所著《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斷代的十項標準，據此將殷墟甲骨文劃分為五期，為學術界所接受，沿用至今；郭沫若(筆名鼎堂)則為有意識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甲骨文、進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人，所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在學術上多有創獲。這四位學者，字或號裡同有一個“堂”字，所以統稱為“四堂”。他們為甲骨文字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五四”以後，甲骨文字的研究持續發展，人才輩出，成績較大的學者除上述“四堂”外，尚有於省吾、唐蘭、容庚、商承祚、楊樹達、吳其昌、朱芳圃、孫海波、陳夢家、徐中舒、胡厚宣、張政烺〔lang朗〕、李孝定等。
以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打頭的上述學者，大多在金文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的建樹。由於近代以來，古器物出土的數量空前龐大，許多器物是經過科學的發掘而出土的，同時又引進了西方的一些科學理論和方法，這樣就使古文字研究的整體水平大為提高。
通過諸多學者世世代代的努力，包括漢字研究在內的“小學”即語言文字學終於徹底擺脫了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而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中不斷增添著饒有份量的儲藏，使絢麗的中華文明之花綻放得更加鮮豔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