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談的是某些外族或外國接受漢字影響的情況。實際上，漢族與其他民族或外國接觸交往的歷史，多數比他們開始借用或借鑒漢字造字的歷史要久遠得多，還有不少漢字文化圈以外的國家和民族也同漢族有過程度不同的文化交流。這些接觸和交流，不可避免地在漢語漢字中留下了痕跡。漢語中有不少來自外國語和外族語的成分，許多語詞如獅子、葡萄、苜蓿、枇杷、檳榔、沒藥(藥名)、佛、菩薩、閻羅、魔鬼、站(驛站)、胡盧巴(藥名)、祖母綠(玉名)等等，早在幾百年乃至將近2000年以前就傳入中國了。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傳入的新詞更多，不勝枚舉。
不過在多數情況下，漢語的使用者都是通過譯音、譯義或音義結合，運用已有的漢字對這類外來語詞加以記錄。但是有時候也為這類新詞專門製造了新字。例如《說文解字》的“玉部”中就有一個“(王丣)〔liu柳〕字，注為：“璧(王丣)也，出西胡中。 ”據現代學者考證，它是梵文俗語veluriya(後譯作“璧流離”或“吠琉璃”)漢譯省稱的新造專用字。古波斯國(今伊朗)傳來一種花卉，原譯作“抹利、抹厲、末麗、末利”，後來造出“茉莉”二字，成為規範詞形，加草字頭表示它們的意義類別是植物。又有一個“魔”字，則是梵文mara的漢譯省稱的新造專用字，唐代和尚玄應，編了一部佛經字典《一切經音義》，指出：“魔，書無此字，譯人義作。 ”(卷二十一)說明是佛經的譯者依義所造的新字。
近代俄國門捷列夫(公元1834—1907年) 的元素週期表傳入中國以後，化學家們充當倉頡，更創造了許多新字，例如氯(chlorine)、氖(neon)、鎂(magnesium)、鈧(scandium)、砷(arsenic)、硒(selenium)等。這些字一般使用形聲方法組造，如金字旁表示是金屬元素，石字旁表示是非金屬固體元素，氣字頭表示是非金屬氣體元素，其餘部分則表示讀音。這些新形聲字構造合理，符合需要，很快就通行開了。
也有些新字是用其他方法創造的，例如管唧筒(即壓水機)叫“泵”，原是廣州人對英語pump的音譯造字，取“重石壓水”之意，應是會意字。這個方言字，後來也被普通話吸收了。
可見漢語對於外來語的攝取、吸收是積極的，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不少新字，豐富了漢字的庫藏。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值得我們重視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