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造字法是人們在造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和造字本身一樣，也不是某一個人的發明創造，更不是先有人制定出了造字法然後再來造字的。
不過，當漢字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就有人開始來歸納漢字的造字法了。於是在戰國時代，就出現了“六書”的說法，見於當時一部關於政治典章制度的著作——《周禮》之中。 “六書”，就是關於漢字造字規則的歸納和總結，也是一種理論。拿這種理論教小學生認字，就能收到既快又好的效果。
然而，對於“六書”的名目和內容，《周禮》並沒有加以說明。直到東漢時期，才有人具體介紹“六書” ，但是說法不大一樣。影響比較大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班固(公元32-92年)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說，叫做“象形、象事、象聲、轉注、假借”；一種是許慎(公元58-148年？ )在《說文解字·敘》中所說，叫做“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我們在上一節的敘述中，實際上已經把“六書”的名稱及其內容作了初步的介紹。我們使用的是許慎的名稱，但是依照的順序是像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與許慎不同。這種安排，一是符合漢字造字發展的實際情況，同時，也便於記憶。只有“轉注”，我們沒有提及，因為“轉注”一般認為是指音近義同的不同漢字之間的互相訓釋，只是用字的問題，與直接的造字方法無關。
假借，也不直接造字，只是同音漢字的借用。但是，如上所述，由於假借方法的運用，促進了後來佔漢字絕大多數的形聲字的產生，從而決定了漢字體系的性質，因此，假借法在漢字發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值得大書一筆。
許慎給“假借”下了一個定義，叫做：“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就是說，在記錄新詞的時候，本來沒有那個字，根據同音取一個現有的字加以表示。這是符合我們上面所說的假借方法的特點的。但是，後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古代由於用字不大規範，有時候某個詞已經有了某個漢字來表示，但人們卻不用它，而用其他的同音字來表示。例如“早晚”的“早”字，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了，可是人們多半用“跳蚤”的“蚤”字來代替它。西漢司馬遷(公元前145—前90年左右)在《史記》著名的一篇記述“鴻門宴”的傳記(《項羽本紀》)中，有“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明天不可以不早些親自來向項王道歉)的話，句中的“蚤”字就是“早”的假借。像這種假借，應該屬於“本有其字”，不同的是音同通用罷了，後來叫做“通假”。通假，實際上就是寫別字。但是這種現像在漢字的使用歷史中，是相當普遍的，可以說是古人的一種用字的習慣，所以也在這裡提一下。
關於“六書”，我們還要知道的是：它不僅表示漢字的造字方法和規則；根據它，我們還可以分析漢字的構造，從而得知漢字的造字本義，這對我們學習和運用漢字具有很大的幫助作用。不過，“六書” 是針對漢字的古文字階段而歸納出來的，隨著漢字字體和結構的演變，有不少漢字的形體就難以運用“六書”來分析它的造字本義了。例如金文中表示“太陽”的象形字⊙，到小篆階段就變為
“六書”，是漢字造字的總結，也是造字的指導。 “六書” 理論產生以後，漢字的孳生並未停止。後世產生的許多新字，基本上是運用“六書”的。但是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新造的漢字，必須符合社會的需要，符合記錄漢語的需要。符合需要，才能站得住，用得開；否則，即使動用了政府法令和行政力量，也不管用。比如，三國時吳國景帝孫休熱衷於造新字，給他的四個兒子都起了很古怪的名和字，都是新造字，如太子名(雨下單)(音灣)、字(艹下冏)(音迄)之類。唐代武則天以女性登基，擔心政權不穩，於是接受臣下建議，造了許多新字，如將“國”改為“(囗字內武)”，意思是武家的天下；還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曌”(音照)，也是一個新造字，意思是把自己比做日月臨空。但無論是孫休也好，武則天也好，儘管他們利用皇權，將這些新字頒行天下，卻都沒有能用開。而近代以來，魯迅造了一個“猹”〔cha茶〕，記錄一種類似獾的小動物；劉半農造了一個“她”，作為單數第三人稱表示女性的代詞。雖然他們只是作家，沒有任何行政權力，但是這兩個新字符合了記錄漢語的需要，所以都站住了，有關現代漢語的詞典都加以收錄。這些事例是能夠發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