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五節登上顛峰後的急劇衰落

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初期在清朝政府主持下的全國性地圖測繪，使中國再次登上了世界地圖測繪史上的一個新高峰，也使中國的地圖測繪水平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顛峰。 但這一優勢並沒有保持下去，相反，就在康熙年間的全國測繪完成後不久，就已經出現了退步的跡象。前面已經提到，測繪人員本來已經提出了在東西邊疆通過對日食的觀察來測定經度，以便進一步提高地圖的精確度，但沒有獲得康熙的批准。這固然出於康熙本人認識的局限，但更反映出這樣一次重要的測繪主要是出於康熙個人的興趣和意志，並沒有在當時的高級官員中形成一種正確的觀念，更沒有普及到知識界。康熙雖然了解西方測繪方法的先進性，但只是想用於繪成全國地圖，並沒有想到要在中國學習或推廣這項技術，更沒有進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計劃。所以當時隨同傳教士到各地測繪的中國人員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除個別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連姓名已無法查考，更沒有必要的記載。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這一段歷史，主要只能依靠當年參加測繪的傳教士的記錄。乾隆時負責測繪的何國宗、明安圖等人雖也學習了一定的測繪知識，但顯然沒有深入研究，所以在測繪完成之後，既沒有進行總結，也沒有將技術和經驗傳授下去。隨著測繪的結束，人員解散，器材流失，從此再無活動了。

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面前，能像康熙皇帝那樣給予有限度的承認和肯定的人，也只是極個別的，大多數人卻只當作夷人的奇巧，視為雕蟲小技。當傳統的考據學問在乾隆、嘉慶時代達到高峰時，忽視科學技術的傾向也日益嚴重。因此，科學的測繪方法根本沒有得到傳播，反而隨著《乾隆內府輿圖》的最終完成而煙消雲散。由劉統勳、何國宗負責測繪編成的《西域圖誌》於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交到軍機處(最高軍事機關)方略館後，乾隆又另派了一批官員去編修，他們仍然走上了中國地理圖誌的老路，經過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才編成的《皇輿西域圖誌》中，地圖上的經緯度卻被取消了。而民間編繪的《西藏圖考》、《西招圖略》、《衛藏圖識》等無不如此，甚至連比例尺也不重視了。至於地方志和其他書籍中的地圖，基本還是“計裡畫方”的舊法，或者依然是用山水畫形式畫的簡單示意圖。正因為如此，100多年間的地圖測繪水平非但沒有提高，反而倒退了。

更令人遺憾的是，耗費瞭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測繪製成的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圖，卻沒有能發揮它們本該起的作用。當它們被獻給皇帝以後，就基本上與塵世絕緣了，以至早已不知所終。銅版、木版印刷的地圖數量也極少，只有為數不多的王公貴族和大臣才有幸獲得賞賜，而他們中的大多數根本不懂得這套地圖的價值，從來沒有真正使用過。清代學者齊召南有機會看到了康熙時測繪的地圖，以圖上的河流為依據寫成名著《水道提綱》，因所記述的內容準確而備受讚譽。可惜的是，像齊召南這樣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否則清代的地理學成就必定會大得多。 與此適成對比的是，傳教士們帶回西方、或由他們在西方編繪的中國地圖，立即受到廣泛重視，很快大量出版，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當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時，使用的正是這些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