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一節隋唐的圖經和地圖
《隋書·經籍志》收錄了《週地圖》109卷，唐代的學者往往引述為《週地圖記》。如唐李賢為《後漢書·劉焉傳》作注時引《週地圖記》：“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週地圖記》：“長安城南為斗形，北為北斗形。”從所引內容看，顯然已是以文字敘述為主，而地圖反成了次要的內容。 《週地圖》與《週地圖記》應該是一部著作的不同名稱，作者不詳，從唐初學者廣泛引述這一點看，作者大概是北周末年或隋代一位有影響的學者，或者就是一部官方編纂的地理書。
這類以文字為主、地圖為輔的地理書——圖經(圖誌、圖記)，在隋唐時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如隋郎蔚之的《諸州圖經集》一百卷、虞茂的《區宇圖誌》等，還有地區性的圖經，如《雍州圖經》、《洛陽圖經》等。無論是全國性的，還是地區性的，“圖經”的名稱或形式一直被沿用，直到唐朝後期都是如此。如李吉甫成書於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著名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圖誌》。但由於編纂者和使用者都越來越重視文字記載，而且為了要與書籍一起流傳，地圖的比例尺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相當精確，所以這類地圖一般只能起到示意作用。即便如此，在流傳過程中地圖往往還是難以保存，如《元和郡縣圖誌》中的“圖”到北宋就已散佚，以至書名也改成《元和郡縣志》了。
對各級行政區的圖經編纂和地圖的繪製，唐朝政府已有明確的規定。以州(府)為單位繪製的地圖每三年要上報一次，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起曾改為每五年一次，以後又恢復到三年一次，但如果轄區內有政區的改變調整或發生河流改道等自然環境的變遷，就應隨時繪製新圖上報。還規定，各州(府)每五年編纂一次圖經，如有政區改變或調整也必須隨時修訂。中央政府的兵部設有專門管理全國地圖的官員——職方郎。在藩鎮割據或發生戰亂的年代，及時上報圖經或地圖還成為效忠於朝廷的象徵。如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義武節度使張茂昭效忠朝廷，隨帶所屬易、定二州的印信、鑰匙、地圖、戶籍等到達首都朝見皇帝。唐朝後期，張義潮等領導河西官民驅逐吐蕃，重歸唐朝，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張義潮奉瓜、沙、伊、肅、鄯〔shan善〕、甘、河、西、蘭、岷、廓11州(今新疆吐魯番以東、河西走廊、甘肅中南部)地圖於朝廷，標誌著唐朝對該地區統治的恢復。
在此基礎上，朝廷定期編繪全國性的地圖。由於唐朝從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開始就分天下為十道，所以這一類地圖都稱之為“十道圖”。見於史籍記載的有《長安四年(公元704年)十道圖》13卷、《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十道圖》10捲和李吉甫《元和(公元806—820年)十道圖》10卷這三種，只是眾多“十道圖”中最為著名並有幸留下名稱的極少數。從長安四年的一種與開元三年的一種僅相隔11年看，這類圖應該是定期編繪或修訂的，其內容應包括山川、戶口、賦稅、國界、國內政區界、州(府)縣總數、文武官員總數、薪俸等，大部分內容只能用文字來記載，地圖的篇幅不可能很大。 “十道圖”是朝廷查閱全國各地基本狀況的重要資料，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和實施政令的根據。
正因為如此，在隨後的五代期間(公元907—960年)，儘管統一已不復存在，但各朝仍繼續編繪“十道圖”，如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曾調整圖上各道和都城的次序，後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曾修改其中有關官員任用的內容。直到北宋初年，“十道圖”還是考定州縣等第、官員俸祿、刑法、戶口、賦役等的根據之一，到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和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還在重修。但因宋朝已不採用“道”的區劃，此後修成的圖改稱為“九域圖”。
以圖經為基礎的地區性或全國地圖主要出於行政需要，內容偏重於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對山川形勢等自然地理要素往往忽略，不能適應特殊需要，如軍事、交通等，因而當時還產生了一些專門地圖。大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佔據隴西，朝廷大臣一般都認為關中以西無險可守，而宰相元載了解隴西和河西走廊的地理狀況，提出可以分兵把守石門、木峽、隴山的關隘，還可以設置鳴沙縣、豐安軍作為側翼，與北部靈武一帶的五城相呼應，為此他還將這一地區的地形畫成地圖獻給唐代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朝廷正忙於對付割據多年的魏博諸鎮，宰相李吉甫專門畫了一幅標明“河北險要所在”的地圖獻給唐憲宗，憲宗將圖掛在浴堂的門壁上，經常觀察，每次討論軍事形勢時都加以對照。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朝廷下詔隴州防禦使薛逵移築故關，薛逵完成移關工程後，將新關周圍的形勢畫成地圖上報，皇帝看了地圖後，認為新關“得其要害”，非常滿意。可見這幅地圖對地形的表示是很具體而直觀的。
唐代疆域遼闊，中原與邊疆地區、唐朝與境外各國間的往來交流極其頻繁，因而比較注意地理資料的積累和地圖的編繪。凡是“蕃客”(泛指外國人和邊疆少數民族)來到首都，負責接待的鴻臚寺官員都要詳細了解他們所在的國家或地區的“山川風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狀況)，然後繪製成地圖上報。出於政治、軍事的需要，唐朝還注意收集鄰國或藩屬國的地圖，如高麗、突厥都曾向唐朝貢獻地圖，顯然是出於唐朝方面的授意。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伽沒路國(今地不詳)也曾向唐朝進貢地圖。有機會到外國的使臣、將領，巡視邊疆地區的官員還主動將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繪成地圖。如王玄策自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起曾三次出使印度，顯慶二年至龍朔元年(公元657—661年)第三次出訪時到過泥婆羅(今尼泊爾)、罽〔ji繼〕賓(今阿富汗東北一帶)等地，以實地見聞編成《中天竺國行記》十卷、圖三卷。許敬宗出使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歸來後，獻上《西域圖記》60卷。賈言忠也曾將遼東的山川地勢圖上報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