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節形形色色的地圖

到了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的漢代，地圖的繪製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地圖的運用更加普遍，並且出現了各種類型、各種用途的地圖。 文獻中記載最多的是各地的地形圖。 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淮南王劉安向武帝建議不要進攻閩越時曾說：“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在地圖上觀察閩越國的山川要塞，相差不過一寸多，但實際上的距離有數百上千里。)這應該是一種畫著地形和軍事設施的小比例尺地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企圖起兵叛亂，與謀臣左吳等按照“輿地圖”，日夜不停地部署兵力和行軍路線。 “輿”是記載非常詳細的意思，可見這種輿地圖比例尺相當大、內容也相當詳細。

《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漢武帝時，張騫及其率領的使者從西域歸來，向武帝報告了他們“窮河源”(一直追踪到黃河的發源地。實際是誤以今新疆塔里木河為黃河的上源)，發現黃河發源於于闐〔tian田〕，並且帶回了當地山上採來的玉石。漢武帝“案古圖書”(查考了古代的圖書)，將黃河發源的山命名為崑崙。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圖書”，並不是我們今天對書籍的通稱，因為古代的“圖”與“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所以“圖”就是地圖，這說明西漢時還保存著的古代地圖已經包括今新疆的範圍，並且繪出了當地的山川。 漢武帝太始年間(公元前96—前93年)，有一個名延年的人上書道：“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黃河發源於崑崙山，流經中國，注入渤海，地勢是西北高而東南低。可以根據地圖和資料，考察地形，命令水利工程師量出高度的差別，將黃河引過分水嶺，使河水流經匈奴地區，再東流入海。)延年的建議說明當時的地圖不僅已包括黃河上游和今新疆境內的崑崙山，而且可以看出地勢的高低。

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受命治理黃河，漢明帝在召見後，特意賜給他、《河渠書》和《禹貢圖》。雖然我們無法肯定和《河渠書》中是否附有地圖(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禹貢圖》的名稱就明白無誤地說明，這是一幅或多幅描繪《禹貢》一書有關內容的地圖，而《禹貢》的內容包括黃河及其支流，有關的山脈、山峰、城邑、物產、土壤、植被等許多方面。 東漢初年還出現了立體地圖的雛形。建武八年(公元32年)，漢光武帝將要出征隗〔kui葵〕囂，馬援在他面前“聚米為山谷，指劃形勢”(用米堆成山谷的形狀，講解敵我雙方形勢)，光武帝聽後連聲稱讚，說：“虜在吾目中矣。”(敵軍都已在我眼中了。)大概這種以米壘成的立體地圖是相當直觀的。

由於繪製地圖的技術已比較普及，文武官員往往隨時隨地繪成新的地圖，作為行軍作戰或治理開發的工具。朝廷也經常命令有關官員繪製新的地圖，以適應軍事或行政的需要。 如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將李陵率步兵5000人出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北行30日，到達浚稽山(約在今蒙古國土拉河、鄂爾渾河上游以南一帶)。李陵將所經過的山川地形畫成地圖，派部下騎士陳步樂上報武帝，使武帝非常滿意。 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向武帝建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東南)以東的捷枝、渠犁有5000頃以上的土地可以開墾，可以調遣戍卒去實行屯田。可以設立三個校尉官分別負責，要求他們“圖舉地形”，開發水利，及時擴大五穀的種植。看來，這些校尉在勘察地形的同時，負有繪製成地圖上報之責。儘管這一建議被武帝否決而未能實行，但證明這是文武官員一項正常的職責。

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張千秋和大將軍霍光的兒子霍禹隨度遼將軍范明友徵烏桓(今內蒙古東南和遼寧西北一帶的少數民族)。回來後，霍光召見張千秋，問他戰斗方略和山川形勢，張千秋邊說軍事形勢，邊在地上畫成地圖，一點沒有遺忘。但問霍禹時，他卻記不清楚，回答說：“都已有文書記錄了。”張千秋能隨手畫成地圖，固然與他記憶力強有關，但也證明了當時地圖應用的普及。或許霍禹所說的“文書”中，也包括了有關人員在行軍途中畫成的沿途地圖，張千秋只是憑記憶重畫而已。 東漢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時，侍御史李恂〔xun尋〕奉命巡視幽州(今山西東部、河北、遼寧一帶)，在北部邊疆撫慰少數民族。李恂將所經過地區的山川、屯田、聚落繪成詳細的地圖百餘卷，回京後上奏朝廷，受到章帝的嘉獎，被封為兗州刺史(今山東西部、河南東部一帶的監察官)。李恂畫的大概是非常詳細的分幅地圖，所以才會有百卷之多。

隨著漢朝疆域的擴展和與周邊少數民族交往的頻繁，漢人的地理知識不斷增加，所繪製的地圖的範圍也逐漸擴大。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將竇憲、耿秉率軍大破北匈奴，出塞3000餘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在山上刻石紀功。由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銘》中寫道：“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候，乘燕然。”(我們考查了文獻記載，對地圖進行了核對，對匈奴的山川早已完全了解，於是翻越涿邪山，跨過安候河，登上燕然山。)這表明，在竇憲出兵前，曾經查考了有關的文字記載和地圖，而地圖的範圍顯然已經包括今蒙古國在內的北匈奴地區。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後人臣瓚〔zan贊〕作注時寫道：“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可見臣瓚看到的《漢輿地圖》包括遠離漢朝邊界2000里外的匈奴地名，並且不排除在圖上註有里程的可能性。

另一類是主要描繪疆域、政區的地圖。 當時的一級行政區域郡、國是地圖上的基本內容，所以查閱地圖後就能知道全國郡、國的情況。更始元年(公元23年)，劉秀在河北起兵時，鄧禹曾對他說：“奪取天下不會有什麼困難。”第二年，劉秀在廣阿縣(今河北隆堯縣東)城樓上查閱地圖，發現自己佔有的地方很少，就責問鄧禹道：“天下郡國這麼多，如今我才得了其中的一個，你上次卻說奪取天下不會有問題，有什麼道理？”以後隗囂割據隴西時，馬援曾勸說他的部將楊廣說：“我不久前剛查了地圖，天下的郡、國有106個，為什麼要以區區兩個郡與中原104個郡國對抗呢？” 漢朝封諸侯王時，都要由有關部門呈上地圖，由皇帝確定王國的範圍和名稱。如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四月，御史奏上“輿地圖”，請皇帝確定國名。 10天后，正式立皇子劉閎〔hong紅〕為齊王、劉旦為燕王，估計已在地圖上畫出新王國的範圍和國名。東漢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光武帝分封皇子，也是由有關官員奏上地圖後才正式進行的。

郡一級的政區圖可以精確到鄉一級的界線和鄉以下的地名，並且不斷修訂。臨淮郡的僮縣(今安徽泗縣東北)有個樂安鄉，有田3100頃，南面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修訂郡圖時，誤將樂安鄉的南界畫到了平陵佰，使該鄉多了400頃田。丞相匡衡被封為樂安侯，樂安鄉成了他的食邑，就多收了400頃田的租米。到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郡裡勘定樂安侯國的界線，才發現圖上的錯誤，就作了更正，上報丞相府。匡衡身為丞相，卻示意屬官以舊地圖為依據，向臨淮郡提出質問，使郡太守不得不將錯就錯，將400頃田劃給樂安侯國，使匡衡多收了租谷千餘石。這兩次修訂郡圖正好相隔10年，可能是當時規定的年限。 在相鄰的政區為分界線發生爭執時，地圖往往能起到權威的裁決作用。三國魏時，清河、平原二郡的邊界糾紛鬧了八年，它們的上司冀州刺史換了兩任都沒有能解決問題。孫禮出任刺史時，太傅司馬懿問他有什麼辦法，他說：“烈祖(魏明帝)初封平原王時畫有地圖，現在藏在皇宮，只要拿這張圖一查就可以確定。”查了原圖後，證明雙方有爭議的土地在高唐縣西北，應該屬於平原郡。

這類地圖上還記錄著租稅、戶口等數據。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漢明帝封諸皇子時，先在地圖上審定範圍，都隻及已有王國的一半。馬皇后在旁邊見了，說：“孩子們只有幾個縣的租稅，照制度是不是太少了些？”明帝說：“我的兒子豈能與先帝的兒子一樣？每年有2000萬石租米收入就足夠了。”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親自修改“輿地圖”，將他的兄弟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等的封地都增加到每年可以收入8000萬石租稅的範圍。 此外，還有城市圖和宮殿圖。如著名的《三輔黃圖》詳盡地記載了漢代以長安為中心的三輔地區(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個直屬中央的政區)內的宮殿、陵墓、寺廟等建築和城市佈局，本來是有圖的，只是以後失傳了。無論是單幅還是多幅，這就是西漢首都地區的城市圖和宮殿圖。西漢時還是一種《長安圖》，原圖雖已無法看到，但從後人的引證中還可以作些推測。如《史記·文帝紀》裴駰〔yin因〕注引如淳說：“《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文選·西征賦》注引《長安圖》：“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可見《長安圖》既包括城內，也包括城郊，至少標註著水渠、橋樑、倉庫及其他地名。此外還有《關中圖》、《雍州圖》等，如《續漢書·郡國志》注：“案《關中圖》，縣南有新豐原。”

三國時出現過一種以刺繡製成的地圖，據《拾遺記》記載： 孫權常嘆魏、蜀未滅，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 〔今譯〕孫權經常感嘆沒有消滅魏、蜀，在軍旅的間隙，想物色一位善於畫圖的人，讓他將山川、地勢和軍陣佈置畫成地圖。 (趙)達推薦了他的妹妹，孫權就讓她畫出九州的江湖山岳的分佈。 (趙氏)夫人說：“用顏色畫很容易褪色，不能長久保存，我能用刺繡將列國繡在一塊方帛上，同時還能繡上五嶽、河、海、城邑和行陣的佈置。這幅地圖繡成後，就進獻給吳主孫權。

這類地圖只是用彩色的線代替了繪製地圖時的顏色，剛繡成時或許比較鮮豔，日子長了也未必能保持不褪色，不僅製作費時、費錢，而且不易保持精確，所以沒有推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