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七節“私書附遞”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員們通過國家的郵驛機構投寄私書，雖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漸頻繁起來，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但畢竟沒有得到法令的許可。到宋朝，情況就不同了。官員的“私書附遞”，成為皇帝詔令中明文規定的事，從此通信範圍大大擴大。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此制始行於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這一年，宋太宗為籠絡士大夫官員，特別恩准：官員在近系家屬之間，可以隨官方文書一起傳帶家信。後來因弊端太多，一度廢止。但到宋仁宗統治時候，再度放寬，1036年下詔令說：“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燕翼詒謀錄》)。開始時官員私書，還只許步遞傳送，不得影響和乾擾國家急遞文書，但後來製度逐漸鬆弛，大量私人書信都通過急遞鋪附遞了。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在文章中說：當時他自己和朋友間往來的書信，便是由急腳遞傳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還府，奉狀”、“急足自徐還，辱書”、“近急腳子還，嘗奉訊”等等字樣，便是明證。

許以私書附遞，士大夫中書信往來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書牘”體裁的文章驟然多了起來，有人還以名人的尺牘名聞於世。蘇東坡集中便有許多家書體的文章，寫得雋永可親，其中常常有“軾啟，近遞中奉書必達”、“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專箋”的附言，這“遞中”便指的是遞鋪傳送的書信。有些家書，遠道寄來，使人喜極涕泗。詩人陸游有一首詩表達了他接到書信時的心情：“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yu迂〕。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開緘讀未半，喜極涕泗俱。”(《得子虞濠上書》)這是說，晚年的陸游，被朝廷罷官在家閒居多年，正在愁悶無所發遣之際，忽然聽到自遠方傳來郵遞的鈴聲，得到了來自遠方的私書。他感動極了，讀著讀著，不禁老淚縱橫。隨送的私書多了，有人也利用這一方便給某人以譏諷。宋人筆記小說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檜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鄉鄰巴結他，唯獨妻兄厲德斯不買他的賬，不願對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興。秦檜於公元1155年死去，厲德斯立即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處。曹接書一看，原來是題為《樹倒猢猻散》的一篇文章，痛罵秦檜奸臣一夥。這個故事，說明了當時人們對奸臣的唾棄，但同時也反映了南宋時私人書信已有各種合法途徑遞送。厲德斯當時僅是一個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遞私書，足以說明那時的私人通信比較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