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五節官郵和私郵

漢朝的郵傳與前期一樣，也主要是官郵。郵亭和驛置最經常傳遞的是國家的官文書。這些官文書中最大量的則是皇帝下達的軍政命令。皇帝詔令一般由丞相府下達郡縣，然後再層層傳送到每一個邊防烽燧。除此而外還有中央一級大臣發給州郡的文書，也由郵驛傳送。東漢末年，東郡太守橋瑁就曾詐稱“三公”，“傳驛州郡”發文討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間日常行政事務的聯繫，其中如年終人口錢糧的統計、盜賊獄訟等向中央的定期匯報，亦都通過郵驛的途徑。 漢朝沒有合法的私郵制度。官員互相之間的通信聯繫，往往通過官郵系統來進行。有時通過向上匯報情況時順便捎帶幾封私人書信，有時則憑藉自己的權勢，迫使官郵為自己服務。例如，在出土的漢朝簡牘裡，考古學家也整理出不少當時的私人往來書信。在出土的居延漢簡裡，有兩封書信特別耐人尋味。這可能是當地的兩名下級官吏各自寫給妻子的書信。一封是名叫賞的寫給妻子子卿的，現存原信文字約50字，內容是感謝在家的賢妻恪盡孝道，代他敬事父母，並囑她冬寒要注意身體，多穿衣服，按時酒飯。另一封是名為宣的邊城某候所官，寫給家中名叫幼孫的妻子的信，內容是要妻子轉向妻兄和岳父請安，並告訴妻子寒暑時節“強衣足食”，注意身體。還談到妻兄幼都曾乘便來到邊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時倉促，未曾見到幼孫，故寫此信告知此事。信中還提及宣前曾通過郵亭另寫信給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漢簡甲編》)。從上兩封信可以了解兩漢時民間通訊仍是極為困難。賞和宣由於身為邊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封私人書信的書寫格式基本仍同於秦朝，開頭各為：“賞伏地再拜請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請幼孫少婦足下”。夫妻間如此客套，這自然很好笑，但明顯這是當時書信的必需規格。從兩封漢簡中，丈夫稱妻子為“少婦”，稱岳父為“丈人”，可看出秦漢時彼此稱呼與今約略相同。從前舉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夫稱妻為“新負(婦)”、稱妻長輩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漢稱呼也相仿。這些可貴的資料，對今人研究人際關係史，有重要參考價值。至於那時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為困難。他們即使要用書信向政府反映情況，也不可能通過官郵進行，只有當事人通過“公車上書”，專程到京。漢武帝時名臣朱買臣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晉見武帝的。

在留下的漢朝古詩裡，有不少反映當時私人書信往來困難的情況。中，有一首說，“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年字不滅”。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見了書信的珍貴，也足見通信之難。在出土的漢簡中，也常有牘書談及通訊困難的情況。敦煌漢簡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書信，說到五年多來由於政的“官薄身賤”，書信不通。可見，即使是邊防小吏，也會由於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郵條件。 由於通信的限制，有時書信往來的疏密，竟能成為判定朋黨的依據。 《後漢書》講了一個案例，說到名士杜安，“少有志節”，稱為“奇童”。有一貴戚想拉攏他，給他寫些書信，杜安素節自守，不願和貴戚往來，把這些書信原封不動地藏在壁中。後來這個貴戚犯了事，官府清查黨羽，杜安將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這個貴戚的干系。他這種清廉自律的行為，受到當時人的稱讚。

漢朝只有一種人據有私郵設置，那就是一些有權有勢的“諸侯王”。西漢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設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網。淮南王劉安手下便有不少賓客，為他收集各地情報，自組一套通信系統。漢武帝時具有特殊權勢的酷吏王溫舒，也自組一班人馬作他的私驛，據說他曾擁有“私馬五十匹為驛”。從河內(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長安幾達700餘里，王溫舒的私驛馬跑兩天接力便可往還。不過上述情況在整個兩漢時期不是經常的，一旦割據局面結束，皇權加強，這些臨時性的私驛也就銷聲匿跡了。 兩漢的官郵，制度很嚴格。郵亭的來往文書要登記造冊，稱為“郵書簿”。來往郵路上的驛使或郵差有一定的服色，他們要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驛路上奔馳起來十分醒目，有利於對專職郵使的認別。那時郵驛通信的速度是比較快的，馬傳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車傳則可行70里左右，步行較慢，一天約可走四五十里。從西邊的金城郡(今蘭州市西北)用快馬到長安，間隔共1450裡，七天就可跑一個來回。據史載，東漢著名科學家張衡，製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測示地震的候風地動儀。當有一天地動儀西邊的一個龍頭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時，洛陽城許多人還不相信會發生地震。過了幾天，隴西就有驛傳飛馬來報，證實了那裡發生了地震。這一事例，足以證明當時郵驛制度的完善，傳達信息迅速而且準確有效。

漢朝通信關禁制度很嚴，沿驛路出入關口，都要符信。在漢朝又叫“過所”，是驛者和行人的身份證明和通行許可證。在秦朝時本為木製，《古今注》說：“長五寸，書符信於上”，用板封上，再蓋以御史的印章。這樣的符信，在居延漢代遺址有不少發現。漢朝還有另一種以繒〔zeng增〕帛製成的符傳，用兩條書帛，過所驛者和檢查者各持其一，對合後方可過關。 《漢書》記載，名士終軍，從濟南入京當博士，步行入關，關吏驗看他的身份證明，他說：“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扔下繻〔xu需〕制符信拂袖而去。從這一故事，說明漢時無論對郵驛使者，或對普通行人，關禁是很嚴的。居延肩水關出土了一件“漢張掖都尉棨〔qi 企〕信”，用一种红色繒帛製成，上有墨筆篆書。專家考證，這就是當時作為身份證明的一種符信，懸於竿上作為出入關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