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二節石玩

對石的使用與認識，與玉大致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石首先是作為一種被加工、被使用的材料出現於人類生活中，以後才逐漸對石的各種特性進行總結，並由此引出石的精神內涵。最後石自身成為一種獨立於物象之外、能與人的感情相通的靈物。不同類別和形狀的石，能寄託人不同的感情。即使我們將石作為抽象雕塑來看，它也不是冷冰冰地游離於人的生活以外，而是與人心靈息息相通，成為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陸放翁(陸游)“花若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詩句，很好地道出了中國人與石的這種親密關係。 石器時代這一稱呼，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最初認識是建立在製器之用上，這是由石頭的堅硬物性決定了的。在夏商周三代、秦漢時期，對石的認識開始演化。夏商周三代、秦漢對石的認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物性的演化(器物之用)；對物性的理化(品性的認識)；對物性的異化(兆應所反映出來的靈性)。在三代諸多的以石言理的理論中，《周易》“介於石”、“以中正”這一說法對後代影響最大。此語是對“豫”卦(䷏)第二爻(六二)的解釋：“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以石為例闡明君子的行動原則。石是堅定不移的，故稱“介”；“六二”在下卦(☷坤卦)居中，陰爻陰位得正，故這一爻的品性是“中正”，正好與石性相符。 “介於石”、“以中正”作為行動原則，其一用於修養，君子應在任何環境中處變不驚，堅守中正，如石一樣堅定不移；其二用於處事，凡碰上如石頭一樣不改變的情勢時，君子要及時採取應變措施，才能避免禍害。 “介於石”、“以中正”雖然以石比附人事，但作為對石的認識，貢獻極大。它所提出的石頭“貞介”、“中正”之性，一直是後世各代對石最恨本的認識。從晉代陶淵明的“介介若人，特為貞夫”(《讀史述九章·魯二儒》)，直到清代鄭板橋“介如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題畫·蘭竹石》)。多少代的有骨氣文人都用石的這一貞介、中正之性來言情寓志。三代好言鬼神之事，秦漢時興讖緯之風，言兆應成為一代顯學。石的兆應是石有靈性的發端。隨著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的深入，石的靈性於是乎就成了人與石相通的基礎和人與石親近的感情之橋。秦漢時有的思想家提出“山體曰石”(劉熙《釋名·釋山》)，“雲觸石而出”(劉向《說苑·辨物》)；有的又提出石與金同類，其性質“從革”(《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語)，即可以進行改變。由這些理論，可知當時認為石是組成山的骨，是山的構架。這種構架又是氣所凝聚而成。 “從革”又指出石有再創造、再生的特性。漢時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岫。”巨富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構石為山”。這些行為都是“從革”的具體表現。以石組成像徵性山體，以石的本性來組合成另一種美的東西，這是對石審美並將人的這一審美取向付諸實踐的開端。

如果說夏商周三代、秦漢是對玩石的一種認識和實踐上的奠基，那麼魏晉南北朝則是這一認識和實踐的重要轉折時期，表現出了石與人生的交感。隨著魏晉南北朝山水詩、山水畫的發達，對石的認識也有了山水之情、山水之思。如梁朝蕭推《賦得翠石應令詩》中所云：“依峰形似鏡，構嶺勢如蓮”。又如陳朝摽〔piao漂〕法師《詠孤石詩》中所云：“中原一孤石，地理不知年。根含彭澤浪，頂入香爐煙。”這些句子，都表明了詩人由石引出的山水之思。這時期在造園中的疊石之藝也漸趨精巧。如北魏張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嶺'嶔崟〔qinyin欽銀〕相屬，深谿〔xi溪〕洞壑，邐逶〔liwei裡危〕連接。”但這個時期，對孤石的“獨高不群”、“孤秀白雲”、“獨標千丈”這種貞介之質吟詠尤多，說明詩人由石引發的這種山水之情，是詩人在動亂的年代裡，移情於石，以石自比，抒發了人們對事世不滿的情緒和自己身處濁世而求清白的願望。

唐代是石與人生融和的時期。唐代玩石之風大盛，尤其在文人士大夫中，互相贈石，詩文唱和不乏其例。如白居易、李德裕、牛僧孺都是玩石名家。其中李、牛二人在政治上是勢不兩立的對手，唐代政壇上有名的牛、李之爭，就由他二人引起。但在玩石這一點上，他們二人都是白居易好友。這個例子再好不過地證明中國文化中的玩石對精神的淨化作用。若論唐代玩石最有代表性者，當屬白居易。與前代和同代人相比，白居易至少在三個方面特別突出。一是以石比堅貞忠烈，如其《青石》詩中云：“願為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正如石屹不轉，死節如石確不移。”二是以石為伴侶。如其《雙石》詩中云：“回頭問雙石，能伴老夫否？石雖不能言，許我為三友。”又在《北窗竹石》中寫道：“一片瑟瑟石，數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有妻亦衰老，無子方煢〔qiong窮〕獨。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三是以石自比，如寫《太湖石》，先言此石神奇之姿，再言此石神奇之事，最後歸結為才太大無器之用，實是以石比己。又有《蓮石》詩云：“青石一兩片，白蓮三四枝。寄將東洛去，心與物相隨……莫言千里別，歲晚有心期。”也是以蓮石自比。此外，李德裕的詩：“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也都是賞石的名句。牛僧孺在給白居易的一首詩中，提到“念此園林寶，還須識別精”。將太湖石與園林相聯繫，並明確太湖石為園中之寶。 (圖28)與此詩相呼應的是白居易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為牛僧孺建園的一篇記事文(《太湖石記》)。言牛僧孺當丞相時為官廉潔，唯不拒別人贈石，並“以石為伍”，“惟石是好”。牛僧孺將形態不一的太湖石列置園中，“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覶〔luo羅〕縷簇縮，盡在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白居易這篇文章，充分說明石在唐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作用。唐代玩石賞石，多為園林中列石與疊石，對奇異之石的欣賞，也見於唐人的生活中。如上舉李德裕詩(“聞君採奇石”)中所說臨海太守所贈奇石，即為產於天台之花乳石，色如玳瑁，瑩潤堅潔可愛。又吳興卞山產桃花石，皎然《桃花石枕歌》一詩中比之為和氏美玉(“卞山幽石產奇璞，荊人至今採不著”)。東陽、永康松化石，為松樹化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陸龜蒙《二遺詩》寫此石自然天成，有山林之趣(“萬股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更雕鐫”)。綜上所述，唐代對石的賞玩，已進入了人石相融的階段，而對各種奇石的注目，又拓展了石與人聯繫的範圍(非園林用石)，這些無疑對宋代玩石賞石高峰的形成，作了認識上和材質上的準備。

對宋代的雕塑成就，歷來的評價甚低，認為中國雕塑自此開始衰落，且每況愈下，甚至還有宋代無雕塑可言之論。真實情況如何呢？宋代是山水畫達到高峰的時期，也是文人畫大興的時期。在這一形勢下，佳石、盆景，帶著濃郁的文人氣息和書卷氣息，演變成一種新的雕塑品種——文人雕塑。這一中國最獨特的雕塑藝術，高峰就在宋代。就這點而論，宋代的雕塑成就，可與任何一個朝代匹敵。這些雕塑，要么一塊，要么組合，或安於庭院，或置於案頭，或陳於架上，或納於袖中，時時觀賞，時時品玩。宋代對石的品賞形成一種時代風氣，凡天下奇石都列入品賞之內。在這些奇石中，有品種奇特者，有世上罕見者，也有海中珊瑚，岩中化石。宋代杜綰所著《雲林石譜》共列石116種，其中有天下名石及其特點與歷史，也有佳石及其品性與產地等，可謂是宋代賞石的一部簡明辭典。書中提到對石之極品太湖石的加工(按需求加工後沉於水中，久經流水沖刷，再取出時，加工之處石理宛如天生)，也就是雕塑製作。此外，書中對一些名石的敘述中，頗多文人名士收藏或玩賞的記載，由此也能看到宋代文人玩石風氣之盛。可以說宋代崇石之風，夾雜著高雅的審美情趣與濃厚的獵奇習氣，而“花石綱”則是這種風氣的集大成。 “花石綱”即北宋徽宗趙佶〔ji 吉〕為在汴京(今河南開封)修造艮〔gen〕獄(皇家園林名稱)，徵集江南珍異花木奇石而設。經十幾年的搜刮，艮獄以太湖石、靈璧石一類奇石堆成假山，“雄拔峭崎，巧奪天工……千態萬狀，殫奇盡怪”。除了假山外，還在園中豎立許多造型奇特的單塊石頭作為點景，這種設置目的與今天的園林雕塑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汴京被金人攻破後，艮獄也被毀。名貴的太湖石散失四方，一些被金人掠至金中都(今北京西南)。以後朝代更迭，這些太湖石又散失許多，今故宮、頤和園等皇家宮苑內，尚有不少艮獄舊物留存。

這個時期在石的認識中，還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在宋代這個山水畫對山川自然景物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時代，對石頭的審美反而跳出了山水之思、山水之情的框子，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形式，即從狀物肖形往抽象的觀念發展，如漏、透、瘦、皺、文、醜、秀、拙等，並從中推演出君子、大人、中正、耿介、沉穩、挺拔種種道德內涵。在完成這種認識的過程中，蘇軾、米芾〔fu福〕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文人賞石的代表人物，蘇、米二人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蘇、米二人都有高雅的情趣。區別在於，米芾是向追求石形的盡善盡美髮展，即要“盡天劃神鏤之巧”；蘇軾玩石，除追求盡善盡美之外，更追求石中特有的情致。就賞石的特點而言，米芾突出在一個“痴”字，蘇軾則突出在一個“情”字。米芾的“痴”，是他這個人的特點，表現在他的一切言行中。作為石痴，則表現在他愛石的一些與眾不同的行為上。正如魏晉名士阮籍好飲，聞步兵廚善釀好酒，要求出任步兵校尉。米芾喜石，知安徽靈璧出佳石，也要求到地接靈璧的漣水為官。米芾玩石，如痴如醉，見石下拜，呼石為兄，有時玩石置公務於不顧，終日閉門不出。米芾才學，稱譽當代，他在玩石方面的所作所為，對當代及後代都有極大影響。廣州九曜園中“九曜石”，經千年留存至今，為國內名石。這九組石之所以有名，除了白如圭、狀如獸的形狀，還因米芾“瑰奇九怪石，錯落動乾文”的詩句，使多少傾慕者紛紛而來。蘇軾在《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一詩中說：“老可(文與可，蘇軾表兄)能為竹寫真，小坡(蘇東坡)今與石傳神。”但蘇軾要傳神的石，不是一般形狀的石，而是形態醜而奇的石或怪異之石。關於這一點，宋人早有評議。如米芾在《畫史》一書中說：“子瞻(蘇東坡字)作枯木，枝幹虯〔qiu求〕屈無端，石皴〔cun村〕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朱熹認為，蘇東坡畫怪石，一是表現了“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跋陳光澤家藏東坡》)；一是“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跋張以道家藏東坡》)。蘇東坡一生，顛沛流漓，但他所到一處，必悉心收集該地奇石、佳石。如有名的“雪浪石”得自中山(今河北定縣)、曲陽(今河北曲陽縣)；“仇池石”得自揚州；在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取江中五色斑斕、光潤瑩徹、紋如刷絲之石為怪石供，並以此石供送佛印禪師清玩；在高密取海中圓滑可愛之石與石菖蒲共養，成為有名的清供而為天下人所追習之。對這些佳石、奇石，蘇東坡都用詩文給予記錄。從詩文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蘇東坡對這些石所傾注的感情。如《雙石》詩寫“仇池石”：“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安。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往仇池。”太白、峨眉都是蘇東坡家鄉的名山，蘇東坡之所以獨鍾仇池石，原來是可以從此石中寄託他的思鄉之情。又如在《取彈子渦石養石菖蒲》詩中說：“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這又是以小寓大、以細石懷山海之情。石在蘇東坡眼中不僅僅是玩賞之物，而更重要的是用它們喻性、明志、寄情。宋及宋以後的論石之書甚多，有記產地的，有記奇石的，有記製作的，有記神異的，但都沒有超過蘇、米二人所開創的境界。蘇、米二人在玩石中的審評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後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寓造化之功(山水雲煙之像)、賞心悅目(色澤、紋理)、寄情寓性(從漏、透、瘦、皺、文、醜、秀、拙等引出的含意)這三個方面。

唐宋的玩石之風，有以白(居易)、蘇(軾)、米(芾)為代表的寄寓文人情懷，也有以“花石綱”為代表的蒐奇覓珍。這兩種不同的對石的審美取向，宋以後則發展成為中國石審美的兩大特點。其一體現於應用性，如江南園林疊石；其二體現於賞玩性，如山水盆景(包括樹木盆景)和奇石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