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鴉片戰爭後，中國又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對外戰爭接連失敗，國人目睹中國社會的腐敗和西方的強盛，力圖變革圖強，主張“救國保種”。其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思潮與主張：洋務派主張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向西方學習船堅砲利，以建立新式工業的方式挽救中國；維新派力主變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文化上取消八股取士，設學堂，辦報紙，發展資本主義文化；在洋務派和維新派的主張都不奏效後，出現了革命派，他們主張推翻清廷，建立民國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
伴隨著洋務派、維新派和革命派思潮的迭起，中國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迅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西書譯介、近代報紙的出現、全國教育的發展三個方面。
翻譯西方書籍，對於開拓中國人的視野，溝通中西文化，打破封建桎梏，宣傳新思想，有重要意義。從16世紀以來，先後有80多位各國傳教士翻譯過400多種著述，他們的翻譯多為宗教圖書。隨著19世紀西方對華侵略的加強，我國知識界對自然科學類圖書和哲學、政治、歷史和文學等方面的圖書也開始翻譯與介紹。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則徐開始在廣州組織人員翻譯西方書刊。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政府設京師同文館，同年，李鴻章在上海設廣方言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廣州設廣方言館，既培養外語人才，也從事翻譯活動。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上海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專門從事譯書工作。 1864年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所譯的《萬國律例》，由京師同文館出版，是我國出版最早的國際公法。京師同文館主要是培養外語人才，翻譯並不多。 1902年京師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其間40多年只譯出46部著作。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則成績斐然。據1909年出版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統計，其間譯書178種。這個數字在當時是十分可觀的。譯著主要是工藝、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學，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醫學圖書，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學著作。如10卷本的《幾何原本》、侯失勒的《談天》等。
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由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公元1829—1890年)在上海成立同文書會，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改名為廣學會，為基督教新教在華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主張“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大量出版基督教和西學讀物。
在翻譯西學方面最有名的當屬嚴復。嚴復先後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等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學說。其中《天演論》的主旨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極大地震動了全國同胞。嚴復在翻譯過程中總結出至今還為翻譯界所遵循的信、達、雅原則。
除此之外，文藝小說的翻譯也得風氣之先，頗受歡迎，英、法、美、俄等許多國家的名著相繼翻譯出版。其中1895年譯出的小仲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和1901年由林紓、魏易合譯的《黑奴呼天錄》(即美國斯陀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中譯本的出版，產生極大的社會反響。林紓翻譯的小說，依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寫成。語言流暢、生動，頗具影響。僅他署名出版的就有167種，對我國讀者全方位地介紹和了解西方是很有益處的。
有人說我國古代的“邸報”和“轅門抄”之類，就是近代報刊的先聲，然而就其內容的深度、廣度，就其版面形式、刊載方式和出版週期等方面來說，二者還有相當差異。
近代中國的報刊，可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外國人在華辦的中外文報刊；另一類則是國人自己辦的中文報刊。
外國在華最早出版的外文報紙是道光二年—四年(公元1822—1824年)葡萄牙人在中國澳門出版的《蜜蜂華報》(A.Abelha da Chine)。在華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報紙是1827年發行的《廣東記錄》(Canton Register)。出版時間最長、發行最廣的英文報紙是《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它創刊於1850年，原名為《北華捷報周刊》(North China HeraldWeekly)，1863年改名並變成日報的，直到1951年才停刊。至於德、法、俄、日各國在華都有外文報刊出版。
外國人在華出版的中文報刊為數不少，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英人韋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最早在上海採用漢字鉛印的中文雜誌是《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月刊。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英文《字林西報》出版了中文副刊《上海新報》。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中文周刊《中國教會新報》(即《萬國公報》)創刊。最著名的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紙當屬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英人美查(Ernest Major，公元？—1908年)創辦的中文報紙《申報》，同年申報館出版了中國最早的文藝月刊《瀛寰瑣記》和聚珍版叢書。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又出版了通俗版增刊《民報》，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還出版了我國最早的畫刊《瀛寰畫刊》以及兒童刊物《小孩月刊》。國人自辦的中文報刊，以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創刊的《中外新報》最早，在內地則以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廣州創辦的《羊城採新實錄》、次年在漢口由艾小梅主編的《昭文新港》及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王韜在港辦的《循環日報》三家為最先。此後《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國聞報》、《蘇報》等報紙都很有影響。國人辦的雜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兒童雜誌》等最具影響。
最早的新式學堂為外國傳教士所創建。從1842年英人馬禮遜學堂由澳門遷至香港起，各國傳教士相繼在寧波、上海、福州、北京、登州(治所在今山東蓬萊)、天津、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杭州等地設立了教會學校。從道光七年至民國元年(公元1827年至1912年)，基督教在華的學校，學生從5975人增至1912年的138937人。到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版課本84種、地圖圖表50幅，銷售三萬多份。
這時，國人創辦的新式學堂也開始出現。中國人自己辦的學校，基本分成兩個階段：前期(指19世紀)是洋務教育時期，主要開辦了外國語學堂(即同文館)、軍事學堂(水師學堂)和技術學堂(機器學堂、電報學堂)等三類；後期(即維新運動及其以後的時期)，主要針對當時的書院和科舉採取了措施。 1904年公佈了《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並以法令形式在全國推行。在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至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全國學校由719所增到87272所，增加了121倍。學生由6943人增至2933387人，增加422倍。與此相應，1906年7月清政府學部第一次審定的初等小學暫用書目102種，主要由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出版機構出版。 1912年高夢旦、莊俞、譚廉等人編纂中小學和師範各種用書，經教育部審定，各校紛紛採用，為民國第一套完備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