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遠在上古的傳說時代，各民族的祖先就勞動、居息、繁衍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之上。居住在黃河中游平原的是漢民族的祖先“華夏”族，居住在四周的則是各不同族類的少數民族。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各族人民相互往來、交流、融合、同化，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創造繁榮文化的歷史。
經過歷史的選擇，如今，我國共有56個民族，漢族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的91.96%，主要居住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遼平原，其餘55個少數民族人口雖只有全國人口的8.04%左右，卻居住在佔國土面積50—60%的土地上。在這55個少數民族之中，除壯族、回族、畬族和大部分滿族使用漢語之外，其餘的民族共使用著超過60種以上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分屬漢藏、阿爾泰、澳亞、馬來·波利尼西亞和印歐五個語系。由於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一些民族擁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則使用著其他民族文字，或尚處於口傳及刻木、結繩的記事階段。據有關方面1949年的統計，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21個民族使用文字，其中18個民族使用的是自己本民族文字，有的還同時使用著幾種文字，其餘如畬、壯、回、和大部分滿族則使用漢文。建國後，中央政府和各有關民族地區都建立了專門的少數民族語文研究機構，先後為十多個民族進行了民族文字改革和文字設計拉丁化工作，使擁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有所增加。
我國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一樣，都有著敬天畏神，敬祖睦宗的傳統。因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相應形成了相當數量的家譜文獻。與漢族家譜均為單一使用漢語記錄相異的是，各少數民族由於社會發展狀況的不一致，他們所形成和保存至今的家譜形態是多種多樣的，歸納一下，大致可分為無文字記錄的口傳家譜、實物家譜和文字家譜三類，每一類之中，又可加以區別。在實物家譜可細分成刻木家譜、結繩家譜和其他實物家譜等多種，文字家譜也可分作使用本民族文字記載、使用其他民族文字記載、使用漢文字記載和使用兩種文字對照記載等多種，並且每一種家譜內容的繁簡程度也不一樣。同時，由於各少數民族的規模、人數及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所發揮作用的不一樣，因此，形成的家譜數量及留傳與保存的程度也不一樣。在中國當今55個少數民族中，到底有多少民族擁有自己本民族的家譜資料？流傳至今的各少數民族家譜資料到底有多少？尚無人作出相應的統計，也缺乏有關的文獻說明，作者只能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有限和不完全的資料，略加歸納，作些簡單的說明與介紹。
在現存的各少數民族家譜中，以滿族的數量最多。滿族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主流民族，享有很多特權，同時也有足以誇耀的祖先和家世值得記錄，因此，滿人修家譜的現象無論在清朝還是民國，都是比較普遍的。從現存家譜來看，滿族人使用文字修譜，大約是從入關之後，即清朝建立之後開始的，在此之前，從如今尚保留的一些滿族風俗看，滿族似乎存在著類似結繩的實物家譜。據有些學者認為，在現今東北一些滿族居住地，滿族人家中西牆所供祖宗板右邊佛托媽媽位置上索子口袋中的索繩即是這種原始的結繩家譜。佛托媽媽，也稱鎖頭媽媽，托托媽媽，子孫媽媽，漢譯為恩情的媽媽，在滿族傳說中是一位為救清太祖努爾哈赤而被殺的漢族婦女，努爾哈赤即位後，被尊為“佛托媽媽”，成為滿族保佑子孫繁衍、人口平安的神。佛托媽媽有位無像，只有一個紙袋，名為索子口袋，內裝一根數丈長，由五色線編成的索繩，家中孩子長到四五歲時，在冬月底大祭佛托媽媽的第二天舉行掛鎖儀式，男孩頸上套紅彩線，女孩套藍彩線，三天后取下，裝入索子口袋，再逢祭日，則將孩子原先套過的彩線，系在索繩上，女兒長大出嫁後，婆家備好酒禮，送媳婦回娘家祭過佛托媽媽，然後將自己套過的藍彩線解下帶回，系在婆家的索繩上，這叫改鎖。家中索繩上彩線多，自然說明這家人丁興旺。
在現存的滿族文字家譜中，有僅使用滿文的，有滿、漢兩種文字對照的，也有僅用漢文的。從形成時間上來看，清朝乾隆之前以純滿文居多，清中期以後開始出現滿、漢文對照，道光以後，漢文逐漸取代滿文成為滿族文字家譜中主要的書寫文字。文字家譜的流傳形式有木刻本、活字本和近代排印本，更多的是稿本和抄本。現今存世的滿族家譜數目，至今還沒有人進行過全面的調查、統計與系統收藏，即使是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北京圖書館也僅藏有漢文八旗譜19種，滿文家譜21種。但從遼寧大學歷史係自1983年以來對遼寧、吉林兩省所存滿族家譜不完全調查所得就有500多種來看，全國存世的滿族家譜當有千種以上，其中私藏多於公藏，絕大部分分散收藏於個人手中。
滿族的文字家譜通常被認為是入關之後方才開始編修的，修譜之所以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普遍行為，是由滿族內部實行的八旗制度決定的。在八旗制度中，家譜是官職承襲和人丁身份、地位的主要證明和重要憑證。努爾哈赤之前，居住在東北地區的滿族是由無數個“穆昆”(即氏族)組成，彼此間互相攻伐不已。努爾哈赤崛起後，以穆昆為基礎，將普通穆昆改變成為帶有軍事性質的社會基層組織“牛錄”，牛錄的佐領(首領)通常由穆昆達(族長)擔任，佐領分為勳舊佐領、世管佐領和公中佐領三種，其中勳舊佐領和世管佐領可以世襲，此外，八旗中還有一些由有功人員擔任的官職也是可以世襲的。這類家族世襲官職早期是由各家族收藏的皇帝頒發的敕書來證明，後來，這種可世襲的榮譽被記入家譜，憑證也就由家譜來承擔。從如今大量保存的諸如“雍正朝八旗佐領襲職緣由宗譜”和其他有關申請襲職的奏摺中都可清楚看到，這類文件在敘述完申請襲職緣由之後，都會附有申請襲職者的家族世係來證明其所申請之不謬。這種附在申請襲職奏摺之後的家族世系，實際上就成了滿族文字家譜的一種早期形式。同時，在八旗制度中，各類成員的身份和地位是基本固定的，不能隨意變更，這種固定關係也是通過家譜來維繫的。家譜，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表明旗內人丁身份的依據。此外，從世祖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開始，皇室連續不斷地編修自己的家譜玉牒，加上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敕修，歷時十餘年，於高宗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方告修成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都對滿人修譜產生了積極影響，尤其是《通譜》所起的示喻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80卷，共收錄除愛新覺羅家族之外的八旗滿族姓氏654個，蒙古姓氏、漢姓、高麗姓521個，合計1176個，記錄八旗人物超過兩萬人。可以說，這部《通譜》，既是八旗滿洲重要的氏族宗譜集成，又是八旗滿洲的姓氏總集。清帝敕修此《通譜》的目的是為了提醒八旗滿人，增強民族意識，以提高民族凝聚力，進而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同時，《通譜》的修成，也為後來滿人修譜提供了依據和線索。
在這幾個因素影響下，再加上清朝建立後，大批滿人入關，生活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漢族和其他民族重視修家譜的文化傳統，對滿人也是個促進。乾隆之後，滿人修譜蓬勃開展，由過去只是個別家族的個別行為發展成為全民族的普遍行為，在相當時間裡，滿人對纂修家譜的重視，幾乎超過漢族，達到一族一譜的地步。清朝滅亡，八旗制度解體後，滿人並未終止修譜，其宗旨是為了表示不忘本，教育族人強化自己是中國人的意識和重振民族輝煌的心理。 1931—1945年日本佔領東北期間，東北滿族再興修譜高潮，正是這種心態的體現。現在我們見到的東北地區滿族家譜，有相當部分是這個時期纂修的。
滿族修譜，多在龍年、虎年、鼠年進行，取龍騰虎躍，人丁興旺的吉祥寓意。時間一般在農曆二月。如果是初次修譜，資料來源主要為歷代相沿的傳聞和從八旗都統衙門所存檔案中抄錄有關資料，如果是續譜，則以舊譜為基礎，加上歷代穆昆達歷年舉行祭祀時記錄的本族新生、娶進、身故人丁清單的冊子為根據，依次續上，死者的名字塗成黑色，新生者用紅砂填上，女孩因要出嫁，是外姓人，一般不上譜，媳婦的名字附在丈夫旁，寫明姓氏和旗分。在現存的滿族家譜中，由於修譜時代和家族歷史的不一樣，修成家譜的內容結構與詳略程度也不一樣，敘述族源、遷徙、修譜緣起與修譜過程的譜序和記錄家族世系的世系表是一定有的，其他諸如上諭、誥命、傳記、仕宦、詩文、移駐考、族居記、家訓、族規、恩榮、譜圖、祠宇、墓圖、碑記、大事記、照片等，則不是每一部滿族家譜都有的。
在滿族文字家譜中，還有一種特殊的形式叫譜單，實際上是譜書的簡本，僅有家族世系和極簡單的文字說明，註明家族遷移來源、字輩順序和修譜、抄譜時間，通常寫在大張高麗紙和黃綢上，也有用數張高麗紙拼接而成，成捲軸裝或經折裝，中間一般都繪有祖先畫像，已故人名用黑筆，尚存的人用紅筆書寫，文字有滿文，漢文，滿漢合璧或滿文、漢文各一份對照等數種，很多譜單從頂端沿兩邊直至底部都繪有彩圖。平時鄭重收藏，每到祭日，則從祖宗匣中請出，敬陳於屋內西牆板上，全家跪拜祭祀，以示不忘祖宗恩德，並祈求祖宗庇佑。在現存滿族家譜中，譜單多於譜書。
與滿族同居於東北地區且風俗、信仰和習慣大體相近的錫伯族，他們擁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可未見到有民族文字家譜的記載與報導，只見到有關實物實譜的記載。與滿族相似，錫伯族人在屋內西牆上供有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興旺的女神喜利媽媽，也叫子孫媽媽，沒有神像，也是一紙袋，內裝一根長約二丈的絲繩，上面係有小弓箭、小靴鞋、箭袋、搖籃、銅錢、布條、背式骨(豬後腿的距骨，俗稱嘎拉哈)等物品，用來記載家中的輩數、人數、男女數和其他大事。添一輩人就添系一個背式骨，生男孩掛一張弓，生女孩掛一根紅布條，從絲繩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家一共經歷了多少代，每代各有多少男女成員。這種絲繩實際上就是錫伯人的實物家譜，平時是收在袋子裡，拿出祭祀多半在半夜時分，不准外人看，十分鄭重。
鄂倫春人在使用滿文記事之前，一直使用結繩記事，其中也包括使用繩結來記錄自己的世代，形成結繩家譜。據有關材料記載，鄂倫春人的結繩家譜多用馬鬃繩，一代一個結，平時懸掛在房梁正中，十分珍視。
蒙古族是個豪放的民族，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輝煌業績的民族，蒙古民族十分崇尚英雄，未有文字之前，在廣闊的草原上就流傳和吟唱著各種英雄的事蹟和傳說，其中自然包括了英雄的家世，這些流傳四方的英雄事蹟實際上就是後世英雄史詩的前身。在這些史詩被記錄之前，史詩中的英雄家世實際上就是一種口傳家譜。在蒙古文字創立後，一部分口傳歷史被記錄下來，形成了文字家譜。蒙古早期文字家譜並不是獨立成書的，而是記錄在其他著作之中。如13世紀中葉形成的《蒙古秘史》和14世紀初形成的拉斯特《史集》中，都記載有成吉思汗祖先、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家族世系，多達20多代。此外，元朝建立後，沿襲金制，設置大宗正府，專司修撰皇室家譜，但由於“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隨著元朝的滅亡，皇室家譜也就湮沒不傳了。到了清朝，蒙古族仍是主流民族，在敕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也有相當的八旗蒙古姓氏和家譜。清代以來，蒙古族人編修的蒙文和漢文家譜當不在少數，可惜尚未見到這方面的統計與研究文獻，大批收藏於民間個人手中，在北京圖書館的豐富收藏中，也只見到五部蒙文家譜。
其他擁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各少數民族，從理論上來說，也應該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家譜和漢文家譜，可惜的是，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並不多，大型圖書館的收藏也不盡如人意，如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少數民族文字的家譜，除前文所述的滿、蒙文字之外，也只有藏文四種，彝文二種。除此之外，在一些民族文獻中，還可看到有關類似家譜，如清代彝族古籍《西南彝志》中，就記錄下較多數量的古代彝族口傳家譜。專門的民族文字家譜，大概在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手中都還會有收藏，很值得我們去調查、徵集、整理、研究。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文明史上，還有一些曾經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過轟轟烈烈的正劇，而如今已消亡的民族，如建立遼朝的契丹族，建立西夏政權的党項族，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字，產生過大量的文獻，自然也包括皇室公卿貴族和士民家譜。隨著時代的流逝，這些民族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的各種文獻也已大部消亡，可以肯定，民間也還會有一些流傳下來，最近於西安面世的十冊據說是西夏皇族家譜就是一個明證，這些已經湮沒的歷史文獻，也很值得我們今天去發掘、繼承和發揚。
我國南方一些沒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數民族，祖先家族世系大多以口述方式流傳在族人之中，形成口傳家譜。建國之後，許多民族工作者在進行民族調查時，都曾接觸過這類口傳家譜。在這些口傳家譜中，有一部分父子連名家譜比較特殊。所謂父子連名家譜，即某些民族起名較有特點，父親名字之後一兩個字是兒子名字的前一兩個字，這種父子連名的家族世系，比較易於背誦，因此，在怒族、哈尼族、白族、大涼山彝族和黔東南苗族等少數民族中，一般的家族成員都能背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特殊的如專職巫師或族中老人，則能背出多達六七十代祖先世系，最多的能背到90多代。在其他一些不是父子連名的民族，如傈僳族、普米族、阿昌族、高山族等家族世系則一般由專門的神職人員如巫師和頭人掌握，定時向族人宣誦，通常一般都能背誦出幾十代祖先世系，十分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