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是史籍中較為特殊的一種人物傳記體裁。但和一般的傳記有所不同，一般的傳記主要紀傳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譜則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為經緯，比較全面細緻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蹟。所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係以年月者，謂之年譜”(朱士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序》)。它雜糅了紀傳與編年二體，並從譜牒、年表、宗譜、傳記、行狀等體逐漸發展演變而自成一體的(清章學誠《劉忠介公年譜序》)。 年譜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下歷譜家類目中著錄有漢代闕名所編《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此書久佚，我們無從得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並不是後世意義上的年譜，至多只是一種極簡略的編年體史傳或人物大事系年。

年譜作為一種專門體裁究竟創始於何時何代，一直有著不同說法。有人認為始於秦簡《喜之譜》，但它類似於後世墓文，不足為據。有人認為始於唐代，理由之一是初唐時劉仁軌自撰有《劉氏行年記》20卷，《舊唐書》本傳與《新唐書·藝文志》均有記載；理由之二是傳說中唐寫本《長慶前後集》末附有白居易自編年譜。此二說均難以為憑，一是因為劉仁軌所撰《劉氏行年記》早佚，我們無從得知此書的具體內容，《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等又作《河洛行年記》，此書的內容到底是不是後世意義上的年譜，抑或是劉氏群傳，不得而知，只能顧名思義，發揮想像，姑且存疑；二是白氏自編年譜，清人袁翼在《錢辛楣年譜序》中已明確說到此編“久已散佚”，然我們再考察現存最早的影宋本《白氏文集》，亦未見到此譜，這說明白氏即使編過此譜，宋代也已不存，白氏是否真的編過此譜，只能留待後人去考證了。

還有人認為最早的年譜是五代時後唐趙風、張昭遠所編《唐懿祖紀年錄》一卷、《唐獻祖紀年錄》一卷及趙風編《太祖紀年錄》20卷，理由是三人均仕唐為將，後被子孫追謚為帝，而此三書都是按年敘述其個人史事，應歸於年譜。不過，這個問題早在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中已有定論，三書均被歸入了實錄類。即或是三人活著時未稱帝，然此三書也還是按實錄體編寫的，實錄與年譜雖然同是以年系事，但彼此間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實錄一般只記起居、言行，沒有背景資料等相關資料，而年譜則不然，一般不收或少收起居、言行，而注重譜主事蹟及其他各種相關資料。 學術界通常認為年譜始於宋代，或者說，現存最早的年譜存在於宋代。據作者不完全統計，現存及見於過去目錄與其他著作記載的宋人所編年譜大約有165部，其中為前代人所編年譜59部，其餘是為本朝人所編。在為前代人所編年譜之中，唐人年譜佔了很大部分，唐代著名文人大多都有宋人為之編譜，有的還不止一部，如杜甫就有12部、韓愈七部、白居易七部、柳宗元二部，其餘如王通、李白、顏真卿、元稹、李德裕等，也都有譜，有些還被刻入本人詩文集中，得以留傳下來。在宋人為前代人所編譜中，比較典型的還有孔子譜九種，從這個數量亦可看出宋代儒家思想的地位。此外，為陶淵明編的譜也有五種，為太上老君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宏景編譜各一種。在宋人為本朝人所編的100多種年譜中，政治家和著名文人大多有譜，有的還不止一種，如范仲淹二種、歐陽修九種、周敦頤二種、蘇洵四種、蘇軾九種、黃庭堅三種、蘇轍三種、宗澤二種、李綱二種、岳飛二種、朱熹四種、陸九淵六種、衛涇二種，其餘如晏殊、王安石、蔡襄、曾鞏、程頤、陳師道、葉夢德、呂祖謙等，也都有譜。方外之人如僧人大慧普覺禪師、道士紫陽真人張用成，也均有同道為之編譜。宋人年譜的作者比較廣泛，有後世學者仰慕前賢而為之編譜；有門生、弟子為老師編譜；有家人弟、子、孫為兄、父、祖編譜；也有僧人、道士為僧人、道士編譜；更有譜主自編年譜，見於記載的宋人自編年譜大致有劉摯自編的《劉忠肅公行年記》一卷，馬擴《茆〔mao卯〕齋自敘》，真德秀《真西山年譜》，葉由庚《瘖〔yin因〕叟自志》一卷、文天祥《紀年錄》一卷等數種。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宋人年譜大多已經亡佚，我們只能通過有關目錄與時人和後人記載略窺一二。

元朝由於年代較短，且異族入侵的蒙古統治者缺乏文化意識，因此，元人所編年譜，數量較少，作者僅統計到51種，其中40種是為前代人而編。元人所編年譜，範圍較宋人為廣，如有大禹治水年譜、東周四王年譜、六種孔子年譜、二種孟子年譜、二種陶淵明年譜、二種張九齡年譜、二種杜甫年譜、三種朱熹年譜及關羽、陸秀夫年譜等。早期蒙古統治者如成吉思汗等推崇道教全真派，因此，全真派始祖王重陽，七祖孫不二、馬鈺、譚處端、郝大通、王處一、劉處玄、丘處機也都有譜。年譜的作者除如前所述的自撰、後學、門人、家人子孫、道士之外，少數民族文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契丹人耶律有尚就曾為其師許衡編過《許魯齋考歲略》一卷，此書至今尚存。 明人所編年譜，據作者個人不完全統計，有489種，其中為前人編譜179種，為本朝人編譜310種。明朝人所編年譜的範圍與宋元相比就更廣了，有明一代就為孔子修譜31種，孔子弟子數十人有譜。一人多譜的如孟子有10種，關羽四種，諸葛亮二種，陶淵明三種，杜甫七種，陸贄三種，周敦頤10種，司馬光三種，程顥、程頤各四種，岳飛二種，朱熹10種，陸九淵三種，崔與之三種，王守仁10種。此外，文人學士、皇子王孫、僧、道、書畫家、婦女等都有人為之編譜，更有甚者，就連元末農民起義首領韓林兒、張士誠也有人為之編譜。

清代編修年譜工作，與宋、元、明三朝相比，更是取得驚人成就，現存古人所編年譜，有一半以上是清人所為，數量超出三朝總和。與前三朝相比，清代編譜者不少是學識深厚的學者，這就使一大批質量較高、足供參考的年譜紛紛呈現於學術之林。由於清代年譜保存至今的較多，也比較完整和典型，因此，本書的介紹將以清人所編年譜為主，兼及各代，此處對清代年譜就不多贅言。 近代以來，譜主範圍比以前更為擴大，已超出過去以達官貴人、文人學者為主要譜主的局限，把社會各色人等都列為譜主，如被誣為盜匪的鐘相、洪秀全、秋瑾；不受重視的科技人物梅文鼎、李善蘭；戲劇小說家蒲松齡、曹雪芹、湯顯祖、孔尚任；書畫家陳洪綬、石濤、鄭燮；弈者范世勳(又名范西屏)、施定庵以及僧道、婦女等都有專譜行世。清代大批漢學家的生平、學行也有專譜行世，這對學術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年譜自興起後，一直得到順利發展而至今不衰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四點： (一)後人為了研究前代文人學者的作品和學說，便按年月排列譜主事蹟以尋求作品與學說形成的時代背景、發展痕跡和師承學友等等。清康熙至乾隆時期的一位史學家杭世駿，在為清初詩人施閏章年譜所寫的序言(見《道古堂文集》卷五)，以及清乾隆時官員尹壯圖在他的自譜序中，對這一點都有比較詳盡的論述。 (二)年譜可以補充國史、家傳的不足，並能訂正紀事的錯誤。國史、家傳對於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只能擇要敘述，其次要的或者有當時被認為無足輕重的行事往往缺略。有的還由於記載傳聞的歧異而記述內容有舛〔chuan喘〕誤之處。更有的人在當時還夠不上列入國史、家傳的資格，而後來卻日益為人所重視，並有記述其事蹟的必要。這樣，年譜便應客觀實際的需要而擔負起補正和訂正國史、家傳的任務。清初史學家全祖望在為《施愚山先生年譜》所寫序言中曾說：“巨公魁儒，事蹟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謬，所借年譜以正之。”(見《鮚埼〔jieqi傑棋〕亭集》卷三二)清末學者孫詒讓在《冒巢民先生年譜》序中對這點作了更為詳盡的發揮；近人錢穆亦認為年譜是“圖史取材之資”的一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三)年譜如果出於自編，一種是成功者為表現其“功業”，以求傳之後世教育子孫。清周盛傳就在其自譜中明確表示：“追念生平所歷之境，粗舉大綱，按年敘述，非敢以自表揚，聊以示子孫，俾知起家之不易耳！”(《磨盾紀實》自序)當然，周氏本人的主要目的仍在於炫功傳世，“以示子孫”只是一種飾詞；另一種是失敗者鳴其不平，以博取同情。尤其是有些遭遇坎坷、所志不遂的人，往往想把自己的遭遇和情緒寄託於筆墨以宣告於天下後世，祈求人們對其同情和諒解。清人吳莊在其《花甲自譜》序中說：“窮愁困厄，不克自遂其所為，而又不忍自沒其所欲為。則凡遭逢之坎坷，情誌之怫〔fu服〕逆，皆可告諸天下後世，以祈共諒其生平。”還有的則是因為譜主遭受非議較多，子孫為洗刷先人而撰譜，如清人汪中是有爭議的一位學者，其子汪喜孫特為其撰譜，並在序中著重申言：“使後之論世知人之君子，勿為讕言滋惑。”不論屬於何種情況，其為求得表現的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

(四)由於年譜比一般傳記搜羅資料豐富些，編纂形式也比較靈活，又以年為序便於檢用，所以這一體裁一直沿用不衰。 由於上述幾點原因，年譜被大量製作，年譜數量隨之而日益增多，從而在史籍中取得了應有的獨立地位。據1980年出版的楊殿珣的《中國歷代年譜總錄》著錄，共收年譜3015種，記載譜主1829人。據1992年出版的《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著錄，共收年譜6259種，譜主4010人。如以斷代統計，據作者本人所親加檢讀過的清人年譜就有800餘種、600餘人。 年譜在清代發展較快，除了前面所說的四點共同原因外，清代學術文化的發達也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清朝從順治入關建立政權之後，歷經康、雍、乾三朝的恢復發展，已達到了所謂的“盛世”階段，學術文化各方面都在前人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就。為了配合學術研究，年譜作為一種研究對像也得到了較快的相應發展，尤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的發達，為了使研究基礎更為紮實，對於人物的研究需要更翔實的背景資料和有關生平事蹟的詳細記述，而年譜是一種最合適的體裁。正由於“乾嘉之際，競尚考據，而編纂年譜之業遂蒸蒸日上，至今有甚而不衰”(顧廷龍《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

在學術文化發達的同時，清政府的文化專制主義也在日益加強。清前期文網日密，文字獄接二連三，箝制愈嚴，忌諱愈多，因而使有些人對撰著反映整個史事的著作心有疑慮，於是有的人就選擇論列一個人的生平來藉以評述史事，以求避免觸犯忌諱。這也使年譜的編寫量有所增加，所以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的年譜數量在清人年譜總量中又佔絕大多數。 但是，清代作譜之風如此之盛更重要的是它的社會原因。整個清代經歷了封建社會後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無論是在階級結構、等級關係，或是社會風尚等方面都起了相應的變化。年譜的譜主已不像過去那樣只限於文人學者和達官顯宦。商人、買辦憑藉自己的經濟力量換取政治權勢和社會地位，從而不再諱言自己出身低微和持籌握算的“賤業”；貧苦知識分子也操筆自記生平，來抒發一生懷才不遇的憤慨；身懷奇藝絕技的人由於廣為人所羨慕，因而也有人為他們撰譜；民族工商業者也多津津樂道他們發家致富的道路；婦女、方外之人亦有人肯為他們寫譜。可見，由於社會風氣的變化，不論門第等級，都有權樹碑立傳。由於年譜範圍的擴大，數量也隨之而日益增多，從而使年譜在史籍中逐漸取得專類的地位。

年譜從宋代開始才見於目錄書。宋代的三部著名目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對年譜都有著錄。明代的國家目錄《文淵閣書目》和私家目錄《世善堂書目》等也都有著錄。清代的國家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史志目錄《明史·藝文志》等都收錄年譜，而且數量較多。但是，它們大多附於史部傳記類或譜牒類中，都還沒有取得專類專目的獨立地位。近人有以清末張之洞所撰《書目答問》的史部譜錄類中分收目、姓名年譜和名物三類，為年譜有專目之始(見田洪都：《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這個說法不甚確切。 《書目答問》確有年譜專目，但並不是年譜專目之始。因為在明代祁承爜〔ran染〕的《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中，便在傳記類外別立譜錄類，而譜錄類下就有年譜專目，收錄了《韓文公年譜》至《伍寧方年譜》等多種。清初錢曾的《也是園藏書目》和《述古堂書目》中均專設年譜類，收錄了《聖師年譜》至《吳文正公年譜》等多種，清人章學誠《史籍考》中也設有年譜專目。它們都比《書目答問》早幾百年。所以年譜從明清以來已在史籍中由附屬於傳記、譜錄類下而逐漸自成專目專類，取得了獨立類目的地位，成為史籍分類中的一個組成門類。這種獨立地位正反映了年譜所達到的發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