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業的總體來分析，農業技術措施可以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適應和改善農業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二是提高農業生物自身的生產能力。我國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包括了這兩個方面的技術措施。在本節中，我們先談第一方面的措施。
《尚書·舜典》中有一句話，叫“食哉唯時”，意思是解決民食問題的關鍵是把握時令、發展生產。歷代統治者總是把“敬授民時”作為施政的首務。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儘管有諸多分歧，但在主張“勿失其時”、“不違農時”、“使民以時”方面，卻是少有的一致。
為什麼“時”受到如此的重視？這是因為農業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再生產，受自然界氣候的影響至大，表現為明顯的季節性和緊迫的時間性。這一特點，中國古代農業更為突出。中國古代農民和農學家農時意識之強為世所罕見。他們認為從事農業生產首先要知時順天。 《呂氏春秋·審時》提出“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的命題，並以當時主要糧食作物為例，詳細說明了莊稼“得時”和“先時”、“後時”的不同生產效果，指出“得時之稼”籽實多、出米率高、品質好，味甘氣章，服之耐飢，有益健康，遠勝於“失時之稼”。西漢《氾勝之書》講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趨)時”為首，明馬一龍《農說》闡發“三才”理論以“知時為上”，等等。作為農時觀念的產物，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月令體裁農書，特點是根據每月的星象、物候、節氣等安排農事和其他活動。它在中國農書和農學文獻中中不但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是最早出現的一種，如《夏小正》。在其他體裁的農書中，也往往包含類似月令的以時系事的豐富內容。
中國古代農時意識之所以特別強烈，與自然條件的特殊性有關，也和精耕細作傳統的形成有關。
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國農學的第一個搖籃。它地處北溫帶，四季分明，作物多為一年生，樹木多為落葉樹，農作物的萌芽、生長、開花、結實，與氣候的年周期節奏是一致的。在人們尚無法改變自然界大氣候的條件下，農事活動的程序不能不取決於氣候變化的時序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早就成為人們的常識。黃河流域春旱多風，必須在春天解凍後短暫的適耕期內抓緊翻耕並搶栽播種，《管子》書中屢有“春事二十五日”之說，春播期掌握成為農時的關鍵一環。一般作物成熟的秋季往往多雨易澇，收穫不能不抓緊；冬麥收穫的夏季正值高溫逼熟，時有大雨，更是“龍口奪食”。故古人有“收穫如盜寇之至”之說。黃河流域動物的生長和活動規律也深受季節變化製約。如上古畜禽馴化未久，仍保留某些野生時代形成的習性，一般在春天發情交配，古人深明於此，強調畜禽孳乳“不失其時”。大牲畜實行放牧和圈養相結合，一般是春分後出牧，秋分後歸養，形成了製度，也是與自然界牧草的榮枯相適應。
隨著精耕細作技術的發展和多種經營的開展，農時不斷獲得新的意義。如牛耕推廣和旱地“耕、耙、耢”及防旱保墒耕作技術形成後，耕作可以和播種拉開，播種期也有更大的選擇餘地，而播種和耕作最佳時機的掌握也更為細緻了，土壤和作物等多種因素均需考慮。如《氾勝之書》提出“種禾無期，因地為時”。北魏《齊民要術》則擬定了各種作物播種的“上時”、“中時”和“下時”。施肥要講“時宜”，排灌也要講“時宜”。如何充分利用可供作物生長的季節和農忙以外的“閒暇”時間，按照自然界的時序巧妙地安排各種生產活動，成為一種很高的技巧。南宋陳旉《農書·六種之宜》說：“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敘，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他認為農業生產是“盜天地之時利”，這種道家的語言出自這位農學家之口，帶有主動攘奪、巧妙利用天時地利的意義。明清一些地方性農書的作者(多為經營地主)，在他們的農事時間表上，農忙幹什麼，農閒幹什麼，晴天干什麼，雨天干什麼，都有細緻的安排。
那麼，中國古代人民是如何掌握農時的呢？
這有一個發展過程。對氣候的季節變化，最初人們不是根據對天象的觀測，而是根據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如草木的榮枯、鳥獸的出沒、冰霜的凝消等)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它，作為從事農事活動的依據，這就是物候指時。在中國一些保持或多或少原始農業成分的少數民族中，保留了以物候為農時主要指示器的習慣，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計時體系——物候歷。我國中原地區遠古時代也應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相傳黃帝時代的少昊氏“以鳥名官”：玄鳥氏司分(春分、秋分)，趙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鳥氏司啟(立春、立夏)，丹鳥氏司閉(立秋、立冬)。玄鳥是燕子，大抵春分來秋分去，趙伯是伯勞，大抵夏至來冬至去，青鳥是鸧鴳〔cangyan 倉宴〕，大抵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是鷩〔bi 必〕雉，大抵立秋來立冬去。以它們分別命名掌管分、至、啟、閉的官員，說明遠古時確有以候鳥的來去鳴止作為季節標誌的經驗。甲骨文中的“年”字是人負禾的形象，而“禾”字則表現了穀穗下垂的粟的植株，故《說文》講“谷熟為年”。這與古代藏族“以麥熟為歲首”(《舊唐書·吐蕃傳》)、黎族“以藷蕷之熟，以佔天文之歲”(《太平寰宇記》)如出一轍，都是物候指時時代留下的痕跡。物候指時雖能比較準確反映氣候的實際變化，但往往年無定時，“月”無定日，同一物候現像在不同地區不同年份出現早晚不一，作為較大範圍的記時體系，顯得過於粗疏和不穩定。於是人們又轉而求助於天象的觀測。據說黃帝時代已開始“曆法日月星辰”(《史記·五帝本紀》)。當時測天活動是很普遍的，其流風餘韻延至三代，顧炎武就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說法。人們在長期觀測中發現，某些恆星在天空中出現的不同方位，與氣候的季節變化規律吻合，如北斗星座，“斗柄東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鶡〔he和〕冠子》)，儼然一個天然的大時鐘。有人研究發現，我國遠古時代曾實行過一種“火歷”，就是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見”為歲首，並視“大火”在太空中的不同位置確定季節與農時。但以恆星計時適於較長時段(如年度、季度)，有時觀測也會遇到一定困難；較短時段紀時的標誌則莫若月相變化明顯。於是又逐漸形成了朔望月和回歸年相結合的陰陽合歷。所謂朔望月是以月亮圓缺的周期為一月，所謂回歸年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一次為一年。但回歸年與朔望月和日之間均不成整數的倍數，十二個朔望月比一個回歸年少11天左右，故需有大小月和置閏來協調。又，朔望月便於計時，卻難以反映氣候的變化。於是人們又嘗試把一個太陽年劃分為若干較小的時段，一則是為了更細緻具體地反映氣候的變化，二則也是為了置閏的需要。探索的結果最後確定為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是以土圭實測日晷為依據逐步形成的。不晚於春秋時已出現的分、至、啟、閉是它的八個基點，每兩點間再均勻地劃分三段，分別以相應的氣象和物候現象命名。二十四節氣的系統記載始見於《周髀算經》和《淮南子》。它準確地反映了地球公轉所形成的日地關係，與黃河流域一年中冷暖乾濕的氣候變化十分切合，比以月亮圓缺為依據制定的月份更便於對農事季節的掌握。它是中國農學指時方式的重大創造，至今對農業生產起著指導作用。
中國農學對農時的把握，不是單純依賴一種手段，而是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形成一個指時的系統。如《尚書·堯典》以鳥、火、虛、昴四星在黃昏時的出現作為春夏秋冬四季的標誌，同時也記錄了四季鳥獸的動態變化。 《夏小正》和成書較晚但保留了不少古老內容的《禮記·月令》，都臚〔lu 盧〕列了每月的星躔〔chan 纏〕、氣象、物候，作為安排農事和其他活動的依據，後者還實際上包含了二十四節氣的大部分內容。這成為後來月令類農書的一種傳統。二十四節氣的形成並沒有排斥其他指時手段。在它形成的同時，人們又在上古物候知識積累的基礎上，整理出與之配合使用的七十二候。春秋戰國時代，人們還在長期天文觀測的基礎上，試圖依據歲星(木星)在不同星空區域中12年一循環的運行，對超長期的氣候變化規律以及它所導致的農業豐歉作出預測。二十四節氣作為中國傳統農學的主要指時手段，是和其他手段協同完成其任務的。元人王禎在其《農書》中說：“二十八宿週天之變，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變遷，如循之環，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他為此製作了“授時指掌活法圖”，把星躔、節氣、物候歸納於一圖，並把月份按二十四節氣固定下來，以此安排每月農事。他又指出該圖以“天地南北之中氣作標準”，要結合各地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不能“膠柱鼓瑟”。這是對中國農學指時體系的一個總結。
人們無法改變自然界的大氣候，但卻可以利用自然界特殊的地形小氣候，並進而按照人類的需要造成某種人工小氣候。我國人民很早就在園藝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利用地形小氣候和創造人工小氣候，從而部分地突破自然界季節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生產出各種侔天地之造化的“非時之物”來。
早在秦始皇時代，人們已在驪山山谷溫暖處取得冬種甜瓜的成功。唐朝以前，蘇州太湖洞庭東西山人民利用當地湖泊小氣候種植柑橘，成為我國東部沿海最北的柑橘產區。唐代官府利用附近的溫泉水培育早熟瓜果。王建《宮詞》說：“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御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
溫室栽培最早出現在漢代宮廷中。 《漢書》說，西漢時政府的“太官園”，在菜圃上“覆以屋廡〔wu武〕”，“晝夜燃蘊火”，冬天種植“蔥韭菜茹”。這是世界上見於記載最早的溫室，比西歐的溫室早了1000多年。類似的還有漢哀帝時的“四時之房”，用來培育非黃河流域所產的“靈瑞嘉禽，豐卉殊木”。漢代溫室栽培蔬菜可能已傳到民間，有些富人也能吃到“冬葵溫韭”了。唐代溫室種菜規模不小，有時“司農”要供應冬菜2000車。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的街市上，十二月份還到處擺賣韭黃、生菜、蘭芽等。王禎《農書》記載的風障育早韭、溫室囤韭黃和冷床育菜苗等，也屬於利用人工小氣候的範圍。這種技術推廣到花卉栽培，有所謂“堂花術”。南宋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區馬塍盛產各種花卉。凡是早放的花稱堂花。方法是：紙飾密室，鑿地為坎，坎上編竹，置花竹上，用牛溲硫磺培溉；然後置沸水於坎中，當水汽往上薰蒸時微微煽風，經一夜便可開花。難怪當時人稱讚這種方法是“侔〔mou 謀〕造化、通仙靈”了。
在古代農業生產中，反常氣候造成的自然災害，如水、旱、霜、雹、風等，一般是難以抵禦的，但人們還是想出了各種避害的辦法。其中之一就是暫時地、局部地改變農田小氣候。例如，果樹在盛花期怕霜凍，人們在實踐中懂得晚霜一般出現在“天雨新晴(濕度大)、北風寒切(溫度低)”之夜，這時可將預先準備好的“惡草生糞”點著，讓它暗燃生煙，藉其煙氣可使果樹免遭霜凍。這種辦法在《齊民要術》中已有記載。清代平涼一帶還施放槍砲以驅散冰雹、保護田苗。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之一。土地對農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中國古代農學把土地視為萬物之所由生，財富之所由出，因此，“盡地利”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要求之一。在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們積累了有關土地和土壤的豐富知識，逐步形成科學的體系。我國傳統土壤學包含了兩種很有特色而相互聯繫的理論，這就是土宜論和土脈論。
土宜或地宜的概念出現頗早。相傳周族先祖棄就曾“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史記·周本紀》)。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古書中都談到了土宜，難以遍舉，從中可以看出，“相高下、視肥磽〔qiao 敲〕、序五種”已成為農夫的常識，同時也是政府有關官員的職責。土宜的概念包括了不同層次的內容。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畜牧業)，以毓草木(農林業)，以任土事(鄭注：就地所生，任民所能)；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焉。”古人把黃道周天劃分為12次，每次各有其分野。所以，“十二土”非指12種土壤，而是指12個地區的不同土壤。土宜的第一層含義是重視農業的地區性，根據地區特點安排生產與生活。在同一地區內，則應按照不同土地類型(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xi 習〕，古所謂“五地”)全面安排農牧林漁各項生產，這是土宜的第二層含義。按照不同土壤類別，安排不同的作物，則是它的第三層含義。土宜的概念，在後世農業中獲得繼承和發展，內容不斷深化。就因土種植而言，不但作物選擇，而且播種時間，耕作深淺和方式，施肥種類和方法等等，都要考慮土宜。
土宜論是建立在對不同土壤、不同地類及其與動植物關係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對土壤作出細緻的分類。被李約瑟稱為“世界最早的土壤學著作”的《尚書·禹貢》，根據土壤的顏色和質地把九州土壤分為十種，如黃土高原肥沃而疏鬆的原生黃土稱黃壤；河北一帶黃土因含鹽鹼物質較多呈白色，故稱白壤；山東半島丘陵地區富含腐殖質、肥沃而鬆隆的土壤稱黑墳；土性堅剛的稱壚〔lu爐〕；黏土稱埴〔zhi 直〕；下濕土稱塗泥等，據近人考證，其所述大體符合我國土壤分佈狀況。 《管子·地員》則按肥力的高低把九州土壤為三等18類，每類五種，共90種。中國古代土壤分類的知識遠遠超出同時代的西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農學並非孤立地進行土壤分類，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類與不同的動植物的相互依存。 《禹貢》在論述九州土壤類別地勢高下的同時，也臚列了九州的植被和物產。 《地員》更詳列了各類土壤所宜生長的作物品種、果品、草木、魚產和牲畜。它首次揭示了植物依地勢高下垂直分佈的特點，指出“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 《周禮·大司徒》還記載了辨別五類土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上生長的不同動植物的“土會之法”。不妨說，中國傳統土壤學本質上是一種土壤生態學。
在作物生長的外界環境中，氣候是人們難以控制和改變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可以改變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改變的。因此，我國古代人民總是把改善農業環境條件的努力側重在土地上。作為這種實踐的結晶並為之提供理論根據的就是土脈論。 《國語·週語》有這樣的記載：古時候，大史順應時令觀察土壤動態，每年立春，當房宿(農祥星)晨懸中天，日月相會於“營室”所在天宇時，大地的氣脈開始搏動，這時就要進行春耕。把土壤中的溫濕度、水分、養分和氣體的流動等性狀概括為“土氣”或“地氣”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把土壤看成是有氣脈的活的機體。這可視為戰國時人對西周以來經驗的總結。土壤氣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礎。這種土脈論為後世農學家所繼承和發展，並把它和土宜論結合起來。如陳旉說：“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que 卻〕，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農書·糞田之宜篇》)明馬一龍徑說：“土，地脈也。”(《農說》)這和我們現在所說的“肥力是土壤的本質”並不抵牾。
既然土壤有氣脈，氣脈有盛有衰，可損可益，那麼，土壤的肥力狀況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響下變化的。 《呂氏春秋·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上引《周禮·大司徒》職文分言十二土與十二壤，鄭玄在其《周禮注》中解釋說：“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用現代土壤學術語說，土是自然土壤，壤是耕作土壤。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通過人類的農業活動，可以使自然界土壤發生適合人類需要的變化。這在土壤學史上應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 《周禮·草人》還談到“土化之法”，這是指使土地變得肥美而適合農作需要。具體辦法是什麼呢？ 《周禮》談得比較模糊，東漢王充卻回答了這個問題。 《論衡·率性》：“夫肥沃磽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磽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在這裡，作物產量的高低是衡量土壤肥力的綜合指標，它不但肯定土壤肥瘠是人力可以改變的，而且明確指出“深耕細鋤、厚加糞壤”是瘠土轉化為沃土的條件。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孕育出著名的“地力常新壯”的理論。南宋陳旉批判了“地久耕則耗”的觀點，他指出有人說田地種三五年地力就消乏，土敝氣衰，草木不長，這是不對的；如果能經常添加新沃的土壤，施用肥料，田地就會越來越肥美，地力就能經常保持“新壯”的狀態。這和西方古代的土地肥力遞減論形成鮮明的對照，是中國傳統農學最光輝的思想之一。陳旉又指出：“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農書·糞壤之宜篇》)這和近代土壤科學所說的，“沒有不好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方法”是一致的。
中國古代農學對土地環境的改造是綜合的，主要措施有耕作、施肥、排灌、農田結構改良和合理的耕作栽培制度等等。下面略作介紹。
耕作改土的理論基礎正是土脈論與土宜論。 《呂氏春秋·任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這是土壤性狀的五對矛盾，其中力柔是指土質的硬軟，急緩是指土壤肥力釋放的快慢。處理這些矛盾要求適度，防止偏頗。西漢《氾勝之書》進一步把上述要求概括為“和土”這樣一個總原則。 “和”是古人心目中自然界和社會秩序和諧的理想狀態。 “和土”就是力求土壤達到肥瘠、剛柔、燥濕適中的最佳狀態。如堅固的土壤要反复“耕摩”，所謂“強土而弱之”，鬆軟的土壤要反复“耕藺(鎮壓)”，以至驅牛羊踐踏，所謂“弱土而強之”。土壤以鬆緊適度、形成團粒結構者為佳。古人誠無團粒結構之概念，但在實際經驗中懂得何種土壤狀態最利於作物生長，他們用“和”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來表達這種認識。抽像模糊的哲理性概念和具體細緻的感性經驗的結合，正是中國傳統農學的特點之一。
通過耕作措施創造良好的土壤環境，以黃河流域旱地耕作體系最為典型。由於黃河流域春旱多風，人們很早就懂得播種後立即覆土——“耰”〔you優〕。春秋時人們明確提出“深耕疾耰”的技術要求。但早期的耕作只是即將播種時進行的簡單的鬆土，耕和耰都是和播種不可分的。漢魏以來，隨著牛耕鐵犁的推廣，始則出現畜力牽引的耱〔mo 莫〕和撻代替原來手工操作的耰，繼之又出現了畜力耙，這樣，耕作就可以在播種前反復進行。每次耕翻都要用耙把坷垃耙碎，然後用耱進一步把表土耱細耱平，切斷土壤毛細管，避免水分蒸發，使土壤形成上虛下實、保水保肥性能良好的耕層結構。有了這套工具和方法，又可以通過秋耕蓄秋雨以濟春旱，秋耕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播種以後要及時鎮壓，這不但能使種土相親，而且可以連通土壤的毛細管，把土壤中的水分提上來(提墒)，以利出苗。出苗後則要進行及時而細緻的中耕。中耕與否，是中國傳統農業與中世紀西歐農業的重要區別之一。前面曾經談到，西周時人們對中耕已很重視，以後人們又總結了一套鋤早、鋤小(草小時鋤)、鋤了、鋤不厭數(不怕次數多)和按苗情墒情定鋤法的技術。民諺說：鋤頭中有水又有火。可見中國農民早已認識到中耕既能抗旱又能提高地溫促進莊稼生長。耕-耙-耱(耢)-壓-鋤，這是黃河流域旱地耕作技術體系的主要環節，由於有了這一精細而巧妙的耕作體系，黃河流域春旱的威脅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緩解。
施肥是給作物生長創造良好土壤環境的另一重要措施。我國農業土地利用率的不斷提高，是以恢復和培肥地力技術的進步為前提的。地力的恢復，在撂荒制下，完全依靠自然的過程；在休閒制下，已有人工干預的措施，如在休閒地上芟〔shan山〕除草木，並用水淹或火燒，使之變成肥料。我國何時有意識地施用肥料，還有不同看法，但施肥受到比較普遍的重視，顯然是連種制開始代替休閒制的戰國時代。當時人們要求“積力於田疇，必且糞(施肥)灌”(《韓非子》語)，而“多糞肥田”已被認為是“農夫眾庶”的日常任務了(《荀子》)。漢代人又把施肥和改土聯繫起來。宋以後，隨著復種制的發展，人們對施肥的增產作用和維持地力的作用認識更加深刻，人們認為“糞田勝於買田”(《農桑輯要》)，甚至到了“惜糞如惜金”(王禎《農書》)的地步。 “勤耕多壅(施肥)，少種多收”(《補農書》)成為傳統農業的基本原則。
為了多施肥料，人們千方百計開闢肥源，到了明清時代，在農書中有記載的肥料已達130多種。這些肥料，一部分來自自然界。例如，早在戰國時人們就割取青草、樹葉等燒灰作肥。以後又廣泛利用草皮泥、河泥、塘泥等，水生萍藻也在人們收集之列。更多的來源於人類在農業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諸如人畜糞溺、垃圾髒水、老坑土、舊牆土、作物的秸稈、糠秕、老葉、殘茬，動物的皮毛骨羽等，統統可以充當肥料。人工栽培的綠肥是由天然肥發展而來的。漢代人們已懂得最好等待地上青草長出後翻耕，使青草爛在地裡作肥。在這一啟發下，人們逐步開始有意識種植綠肥。晉張華《博物誌》中談到嶺南人在稻田中冬種苕〔tiao 條〕子，是關於人工綠肥的最早記載。綠肥出現後，被廣泛種植於夏閒地，實行糧肥輪作，我國農田施肥的範圍就大大擴展了。榨油後的枯餅、釀造後的渣糟，也屬“廢棄物”範圍。陳旉《農書》首次記載用“麻(米凡)〔shen伸〕”作肥料，以後這種肥料也增至幾十種。餅肥成為化肥傳入以前最為優質高效的商品肥。我國傳統農家肥以有機肥為主，但封建社會後期石灰、石膏、硫磺等無機肥料也開始使用。
肥料要經過漚制加工，促其發酵腐熟，以提高肥效，古稱“釀造”。施肥方式與技術也很講究，有種肥、基肥和追肥。如何施肥才能用最小工本取得最大效果？人們強調要看時宜、土宜和物宜，把施肥比作對症下藥，即所謂“用糞如用藥”(陳旉語)。
用地和養地相結合是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我國古代之所以土地利用率不斷提高而地力長久不衰，重視施肥、精耕細作和合理的輪作倒茬是最重要的原因。
農田的合理排灌對改善土壤環境也是很重要的。舉例說，黃河流域先秦時代的溝洫制，就是通過開挖排水溝洫，形成長條型壟台，結合條播、合理密植、間苗除草等措施，建立行列整齊、通風透光的作物群體結構，不僅改變了澇漬返鹼的土壤環境，而且創造了良好的農田小氣候。戰國以後，農田灌溉發展起來。人們往往用引水淹灌並改種水稻的辦法洗鹽，或者利用北方河流含沙量高的特點灌淤壓鹼。漳水十二渠和鄭國渠在這方面都做得十分成功，使“千古斥鹵(鹽鹼地)”成為畝產一鍾的良田。西漢賈讓曾對此總結說：“若有渠灌，則鹽滷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種秔稻，高土五倍，下田十倍。”(《漢書·溝洫志》)北宋王安石變法期間也曾在黃河流域大規模放淤壓鹼。南方梯山圍水，也包含了通過適當排灌，改善土壤水分狀況的措施在內。南方水稻田的水漿管理，既要滿足水稻生長各階段對水的需要，又要避免稻田因長期漬水而溫度不足、通氣不良的弊病。陳旉《農書》記載江南水稻耘田採取“旋幹旋耘”的辦法，耘過的田，要在中間和四傍開又大又深的溝，把水放乾，至田面坼裂為止，然後再灌水。這樣做，就是為了提高地溫，促進氧化。陳旉說這“勝於用糞”。這種開溝烤田的辦法，至今仍流行於蘇南地區，農民稱之為豐產溝。為了改善水稻田土壤結構，又有犁冬曬垡，水旱輪作，在冬水田上開腰溝排水等項措施。至於秧田排灌管理，就更為細緻了。
在綜合運用耕作、施肥、灌溉等項技術方面，我國古代還創造了一些特殊的高產耕作栽培法。如西漢趙過創造代田法，把六尺寬的畝作成三溝三壟，種子播在溝中，出苗後鋤壟土壅苗，漸至壟平，這樣做可以防風抗旱。同時又採取耦犁作壟，耬車條播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壟和溝的位置年年輪換，也就是耕地中利用部分和閒歇部分輪番交替，代田法由此得名。這樣做，耕地得以勞息相均，用養兼顧。代田法曾在西漢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和西北邊郡屯田區推行，收到明顯增產效果。後來由於牛耕的普及和耕-耙-耱-壓-鋤抗旱保墒耕作技術體系的形成，黃河流域一般已不需要採用壟溝種植的形式。
始見於《氾勝之書》的區田法，是把農田作成若干寬幅或方形小區，採取深翻作區、集中施肥、等距點播、及時灌溉等措施，奪取高產豐產。它不一定要求有成片的耕地，不一定採取鐵犁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勞力，比較適合缺乏牛力和大農具、經濟力量薄弱的小農經營。據《氾勝之書》記載，區田可以達到“畝產百石”。從歷代試驗包括解放後試驗的材料看，區田法確能抗旱高產，但產量未必如《氾勝之書》宣傳的那麼高，而且費勞力太多，難以大面積推廣。倒是遇到牛疫或旱災時，不失為救急濟貧的良法。
清代耿蔭樓還設計過一種“親田法”，每年輪流在全部耕地中選出部分耕地，加倍精耕細作、施肥灌水，既能旱澇保收，又能輪流培肥地力。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改造低產田方面是下了不少工夫的。華北多鹽鹼地，除上文談到的溝洫排鹽、種稻洗鹽、放淤壓鹽之外，還有種植苜蓿、耐鹽樹種治鹽和深翻窩鹽等辦法。南方多冷浸田，又有犁冬曬垡，開溝烤田，熏土暖田和施用石灰、骨灰、煤灰等辦法。
甘肅乾旱貧瘠山區還創造一種“砂田”。土地耕後施肥，分層鋪上砂石，造成保溫、保水、壓鹽的土壤環境，這種田收成甚好，但造田和改鋪要花費大量勞力，堪稱農業技術史上的一項奇蹟。
中國現有的許多耕地原來的條件並不好，是歷代人民加以改造才成為良田的。這樣的土地國外是很少利用的。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在與大自然的鬥爭中是有高度智慧和毅力的。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