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國成吉思汗晚年，發行博州會子，以絲為單位。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發行交鈔，定發行總額不超過萬錠。憲宗初，因紙鈔貶值，立銀鈔相權法，用白銀維持鈔價。不久設交鈔提舉司專管行鈔事宜。
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發行“中統元寶交鈔”，又名“絲鈔”。以兩為單位，絲鈔二兩值銀一兩，15兩值金一兩，同年十月，發行“中統元寶寶鈔”(銀鈔)，共分十等：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貫、二貫。一貫等於絲鈔一兩。前發舊鈔用中統鈔平價收回。法定鈔為唯一合法通貨，悉禁金、銀、銅錢行用。又以文綾織成“中統銀貨”，每十兩值銀一兩，未行。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加發小額紙鈔，叫“厘鈔”，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種。次年，阿合馬當國，濫發紙鈔，物價大漲。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行鈔法於江南，以中統鈔收兌南宋會子，禁用宋錢。以後幾年物價不斷上漲，至元二十四年物價比至元十三年漲幾十倍，故改發“至元寶鈔”，分11等，與“中統鈔”並行，一貫當舊鈔五貫，仍以金銀為本，銀一兩合鈔二貫，金一兩合鈔20貫。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將各路交鈔庫現銀再次收歸京師。
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改發“至大銀鈔”，自二厘至二兩，分13等，每兩合“至元鈔”五貫，中統鈔15貫，銀一兩，金一錢。後罷“中統鈔”，限100天收回，恢復用錢。仁宗推翻此制，仍用“至元鈔”和“中統鈔”。順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發行“至正交鈔”，一貫合“至元鈔”二貫或銅錢一千文。初以“中統鈔”加蓋至正鈔字樣發行，無鈔本，為首次法定的不兌現紙幣。
綜觀元代紙鈔凡四變。初為“中統鈔”，有元一代始終通行，晚期才逐漸被“至正鈔”取代。次為“至元鈔”，已五倍於“中統鈔”。再更以“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鈔”。 “至大鈔”旋廢，由“至正鈔”來對付殘局。
元朝濫發紙鈔，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其嚴重程度，不亞於金和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政治混亂，自壞成法，失信於民。元朝以馬上得天下，連年征戰不息，政治經濟和社會都不得安定，人民長期處於兵荒馬亂之中，怨聲載道。所征服地區遼闊，情況復雜，顧此失彼。四大汗國沒有發揮拱衛作用，反而增加麻煩。帝國本土統治階層重犯宋金積弊，勝利後驕奢淫逸，縱情揮霍，大肆搜括，王位之爭和權力傾軋從未停過，無暇顧及安民治國之道。而朝廷又政策多變，朝令夕改，任意胡為，言而無信。此類事例史不絕書。如前述把各地鈔庫用作鈔本的白銀調到京都，使民眾對紙鈔不信任。又如倒鈔，收兌昏鈔，有法不行，官吏從中上下其手，魚肉良民。言而無信，不知其可矣。第二，長期財政赤字極端嚴重，專靠發鈔彌補，導致物價狂漲，鈔法大亂，民怨沸騰。如至元年間財政收入勉強抵財政支出的一半。後期支出竟為收入的400多倍，即財政支出的99%以上要靠發鈔供應。所以元朝財政，始終是捉襟見肘，困難至極。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十一月，當年用鈔和土木營繕、軍需、賞賜四項開支已超過3000多萬錠，國庫中只11萬錠，差不多為支出的1/300，如此龐大赤字，只好發鈔。此時發行至大銀鈔145萬錠，合中統鈔3600多萬錠，平均每人77765文，比中統時增1253倍。這樣大肆濫發，成倍猛增紙鈔流通量，引起物價上漲。初時是成倍上漲，中期成十倍飛漲，晚期成百上千倍狂漲，公私各鈔，俱成廢紙。在此大亂情況下，出現私鈔及代用貨幣。店鋪酒家自製竹木牌和紙帖，在市面當貨幣行用。官府還準某些官吏私自發行紙鈔。壞鈔大量出現，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等等名目。如此情況，人民困苦不堪，有首民謠說：“開河變鈔禍根源……官制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愚賢，哀哉可憐！”(見《明實錄》卷二三四)順帝至正年間(公元1341—1368年)，通貨膨脹惡化至極，鈔法全面崩潰，官家仍在濫發紙鈔，物價如脫韁之馬，米價比中統時上漲六七萬倍。民間交易完全用錢，甚至回到實物交換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