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的傳播和發展，離不開棋譜的編撰和出版。我國圍棋譜的產生年代，據現有文獻資料，還不能推到漢朝以前。 《敦煌棋經》指出：漢朝時有《漢圖十三勢》；三國時有《吳圖二十四》，這兩本圍棋譜大概算得上是我國最古的棋譜了。到了晉朝，馬朗(即馬綏明，有棋聖之稱)等撰《圍棋勢》29卷，這是我國古代卷數最多的一套圍棋譜。
不過，圍棋譜的大量出現，並在我國圍棋發展史上成為一件有影響的大事，還是在南北朝時期。這與當時圍棋的盛行、統治者對圍棋的重視，以及紙張的廣泛應用等因素有關。
據《隋書·經籍志》載，南北朝的圍棋譜有八部52卷之多，其中，《棋勢》、《棋圖》、《棋品》之類的圍棋專著不下20種。 《棋勢》、《棋圖》似是對局記錄，而《棋品》則可能是對棋手的品評。這充分說明當時已非常注意對圍棋藝術的研究。據《南齊書·蕭惠基傳》載，宋文帝為了研究圍棋，特地派了高手褚思莊到會稽去與會稽太守羊元保比賽，並錄下局圖，回來給文帝复盤。梁武帝時，特邀二品圍棋高手柳惲品定棋譜，而著名棋手到慨則常與朱异、韋黯一起校定棋譜，复局不差一道。這說明當時對圍棋譜的校定工作是很認真負責的。
這些編撰成集、經過校定的圍棋譜，無疑都是當時名棋手對局中的精華。它們的流傳，對圍棋的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遺憾的是，這些寶貴的棋譜後來全部失傳。但值得慶幸的是，近期發現的敦煌寫本《棋經》，也是南北朝時的一部重要圍棋著作。該書分七篇，末附《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評要略》兩篇論文，是一本較為完整的圍棋論著。
隋唐後史學家重視經、史、子、集的記載，藏書家也偏重這些書籍的收藏，而對棋藝書譜往往不注意。因此，唐代的圍棋譜錄入《唐書·經籍志》中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實際上唐朝也出過不少圍棋譜，其中以王積薪的《棋訣》影響最大，留傳後世，成為古今圍棋手一致推崇的不朽之作。王積薪是唐玄宗時的棋手，因棋藝高超，考入翰林院，為“棋待詔”，常在宮中陪唐玄宗下棋。
據傳王積薪性情豁達，不拘小節，在棋藝上刻意求精，勤奮好學。他成名後從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遊玩，身邊總帶著一個竹筒，裡面裝著棋子和紙畫的棋盤。途中不管是遇見誰，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會下棋，都要下馬來對弈。對於能贏他的人，他還請客吃飯。
北宋時的圍棋，比之唐代有進一步的發展，棋藝水平也有不小的提高。這一時期以至後來的南宋都出了不少的圍棋譜，據《宋史》、《通志》、《文獻通考》等記載，有《圍棋義例》、《棋經要略》、《玄玄集》等20餘種，然而流傳至今的棋書僅有《圍棋義例》、、《論棋訣要雜說》、《棋訣》、《忘憂清樂集》、《事林廣記》等六種。
《圍棋義例》，宋初徐鉉撰，內容為圍棋術語詮釋，共32個術語，它對我國古代圍棋術語的統一起過積極的作用。
，北宋張靖撰，是我國古代圍棋理論的傑作。它仿照《孫子兵法》寫成，分13篇。
《忘憂清樂集》，宋李逸民重編，為僅存孤本。內容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徽宗御製詩、《棋訣》、《論棋訣要雜說》；第二部分為全局，自孫策詔呂範弈棋局至劉仲甫等棋圖共10餘局；第三部分是邊角著法；第四部分是棋勢。
《棋訣》，宋劉仲甫撰，分佈置、侵凌、用戰、取捨四篇，內容精要，詳述圍棋基本原理。如果說全面論述了圍棋的哲理、競賽、戰略、戰術及棋品等，而《棋訣》則僅取每局棋的佈局、打入、對殺、取捨的基本原理加以論述，比《棋經》有更高的實用價值。
明清圍棋漸趨鼎盛時期，圍棋在我國有了突出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圍棋棋藝創作的繁榮。這一時期，特別是明末清初，出了不少圍棋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適情錄》、《石室仙機》、《三才圖會棋譜》、《過百齡四子譜》、陶存齋《官子譜》、施襄夏《弈理指歸》、施範《當湖十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