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禮儀說古

我國的歷史源遠流長，5000年的文明史不僅造就出偉大的中華民族，更為後人，乃至全人類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作為精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禮儀，就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產生，不斷發展，逐步完善的。當然最初的禮儀僅僅是人們的一種習俗，也可以說是約定俗成。但是當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這一習俗，並開始把它與神靈聯繫在一起，又加上各種論說，其中又雜以附會，從而使習俗反過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的時候，約定俗成的習俗也就變成了一種“禮儀”。不過，在歷史上，禮儀從產生以至於形成一套與之相關的製度，則是以後才出現的事情。 禮儀的產生，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具體地說，它起源於原始社會時期的祭祀活動。那時，由於生產力低下和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有限，因此，人們對於自然界經常出現的風雨、雷電、霜雪、地震、洪水、日蝕、月食，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現象，不知其因，更無力加以製止和改變，只能聽其自然，任其擺佈。可人們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一帆風順，於是便希望能夠駕馭這些現象，使之按照自己的意願變化，為人們的需要服務。於是，人們便認為世上還存在著一種超越現實和自然的力量——鬼神，而將一切無法解釋的自然現像都歸咎於受鬼神的驅使和支配。在這樣的意識下，古人十分崇信鬼神，又十分害怕鬼神，所以就想方設法討好鬼神，讓它滿意，祈求它消災祛禍，降福於人間。但鬼神只是人們想像出來的，現實生活中根本見不到它。如何才能讓它知道人們在向它祈求呢？古人又認為鬼神的生活與人一樣，只是生活的空間不同。於是便採取祭祀的方法，像對待世間的活人那樣，將食品等物品供獻給鬼神，所選擇供奉的物品當然是人們認為最好的。由於在現實的生活中，人們所遭受的諸多災難大多來自天和地，由此人們便設想出兩位分別主宰天、地的神，即天神和地神。天神、地神分別生活在天上、地下，祭祀的方法也有區別，用燒烤食物後冒出的青煙表示祭天；向地上灑酒或灑牲畜的血表示祭地；並用敲擊器物發出的聲響，通報和召喚鬼神，以此令鬼神滿意，進而達到使人們免除災難、瘟疫的目的。在當時的人們心目中，鬼神是神聖威嚴的，因此每當舉行祭祀活動時，人們總是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情，把這項活動搞得既莊嚴，又隆重。祭祀活動年年舉行，代代相傳，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儀式，這就是禮儀產生的萌芽階段。

在《禮記·禮運》中有一段對早期的禮儀活動的描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fan凡〕黍捭〔bai擺〕豚，汙〔wu污〕尊而抔〔pou〕飲，蕢〔kui潰〕桴〔fu俘〕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意思是說，最初人們在行“禮”的時候，要事先準備好酒和各種食物。而後把黍和屠宰後劈開的小豬擺放在石頭上，再點燃柴草烘燒石頭，炙烤食物；另外在地上挖一個坑，把酒傾倒在坑里，人們用手從坑中捧酒而飲；此外，還要用土捏成鼓和鼓槌，用來敲打撞擊，發出聲響。採取這樣的形式和方法，就可以表示人們對鬼神的崇敬之意。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在遠古時期的行“禮”活動中，已經有了作為貢獻給鬼神的“禮物”，又出現了因供奉鬼神不同而方式各異的活動內容，還有了擊鼓作樂，並且出現了一些屬於這種場合下所特有的儀式和程序。

早期的禮儀僅僅表現在祭祀活動中，這是受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低下的局限，古人最關注的首先是與自身的生存關係最為密切的事物，在這方面，自然災害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最大，所以最早祭祀的對象便是人們設想的自然界中的神。雖然有了固定的儀式和程序，可仍是約定俗成，還沒有形成一套制度。原始社會的氏族制時期，人們平等相處，無貴賤尊卑之分，氏族的首領是經過本氏族的成員們推舉產生的。凡遇氏族或氏族部落有重要的事情，如內部財產的分配、與其他氏族部落間的爭執或衝突等，一般都要經過氏族會議決定，即使是氏族首領也不能擅作主張或更改氏族會議的決定。但到了原始社會的晚期，即父系氏族社會的後期，氏族之間多結成了部落聯盟的形式，首領的權力隨之也逐漸擴大，個人的地位不斷加強，那種民主選舉首領的製度和人際之間的平等關係逐漸被打破。傳說曾擔任部落聯盟首領的堯，在他晚年的時候，一度想讓位給自己的兒子丹朱；在堯之後的舜，也曾打算讓兒子商均繼任首領；而著名的部落聯盟首領禹在位期間，更是為兒子啟培植勢力，以便使他能夠繼任聯盟首領。雖然丹朱和商均由於遭到聯盟會議的反對，未能繼承父輩的權力和地位，從中卻可以看出，在堯、舜時期，把權力和地位當作一種私有財產的觀念已經產生。所以在禹死後，部落聯盟內部的權力之爭便公開化。還在大禹治水時，東夷族首領伯益率領部眾積極協助，與大禹一起風餐露宿，頂風冒雨，疏導洪水，因此而被選定為王位的繼承人。然而此時已牢固掌握著部落聯盟軍事權力的啟，對通過“禪〔shan善〕讓”制，即民主推選王位繼承人的方法極為不滿，一心想從伯益手中奪取像徵著權力和地位的王位。他不顧大家的反對，執意起兵攻打伯益，將伯益殺死後，自己作了夏朝的國王，傳統的“禪讓”制最終被廢止。從此，禮儀又和私有製聯繫在一起，成為統治的工具。

還在大禹建立夏朝的時候，就開始把禮儀從祭祀活動擴大到政權建設中。他在逐步鞏固政權統治的過程中，一方面為防範和鎮壓被統治者的反抗和外族的入侵，而設置軍隊、官吏、監獄、刑罰等政權機構和法律；一方面又鑄造“九鼎”，用它作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徵。鼎是銅、錫等金屬經冶煉、燒鑄而成的一種青銅器，其形制多為圓形或方形，底部有三足或四足支撐鼎身，鼎身上多有鼎耳。這種青銅容器，實際多用於燒煮肉食。大禹鑄造九個大鼎，目的是要顯示自己高貴的地位，同時也為了在政權內部區別貴賤尊卑。正是大禹的“鑄九鼎”，從而賦予鼎以新的特定的內涵和特殊的作用，所以鼎從夏朝開始，便成為禮儀的專用器物。商周時期，隨著禮儀制度的逐步建立和日趨嚴格，鼎又成為特定禮儀場合中必備器物。鼎作為禮儀制度的組成部分，在形制和數量上，也受到禮儀制度的嚴格規定和限制，鼎因此而被冠以“禮器”的稱號。

既然禮儀在遠古時期主要用於祭祀鬼神的活動，突出地表現了人們對鬼神的敬畏之情，那麼夏朝及其以後的歷代統治者，為什麼要把它移植到政權建設中？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統治者既可以通過操縱祭祀活動，而成為“萬民之主”，又使自己與鬼神處於同等的神化地位，令舉國上下敬畏自己，不敢有絲毫的觸犯和怠慢。因而最高的統治者便堂而皇之地自詡為“天子”，意為天之驕子。正是由於禮儀制度具有“神化”統治的特殊功能，歷代統治者便不遺餘力地強化它，利用它，以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生活在春秋時期的孔子，對“禮”有這樣一段論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xiao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禦、冠、昏(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記·禮運》)孔子的這段話突出了禮的重要性和作用，他把禮也加以神化，即禮是出自於天，仿效於地而產生的，天地鬼神與統治者的地位並列等同，禮因此而作為治國之本，凡是人的生死、祭祀、戰爭、治理國家，以及人到成年、結婚，和入朝、派遣使臣覲見天子等一切社會活動，都應該有一個禮作為標準。只有嚴格遵循禮的規定，才能治理天下國家。孔子在另一段關於“禮”的論述中，更進一步地闡明了禮與治國安邦的關係。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禮記·禮運》)禮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即禮是國君用於治國安邦的一件法寶。用它可以明辨是非，洞察細微的過失，還可以接待神祇〔qi其〕，孝敬祖先，考訂法令規程，區分賢明忠誠，通過禮的這些作用便能夠治理國家的政務，鞏固國君的統治權力。所以當國家的治理出現偏差時，則國君的統治地位就會出現危機；君權一旦出現危機，大臣們就會無視君命，甚至抗命反叛，下等官吏便趁機偷盜財物。到了這時，儘管有嚴厲的刑罰可以製裁他們，然而他們也會利用刑罰的空隙繼續為非作惡，從而導致貪婪無恥的風氣蔓延，造成國家的法令雜亂無章。這種混亂的局面，又致使禮儀淪喪，社會秩序紊亂。禮儀的衰敗和動蕩的社會秩序，將使有知識的人無所事事。在嚴刑峻法和社會風氣敗壞的影響下，民心必定渙散。這樣的國家，可以稱作病疵之國。孔子的這一席話，道出了禮與治國安邦休戚相關。儘管一個國家有法律，但如果沒有禮的配合，要想實現長治久安也是不可能的。

不過，禮既然作為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因此在禮的使用上是有一定限制範圍的，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統治者認為，低賤、貧困的人終日從事勞動，沒有時間去參加各種“禮”的活動，更拿不出符合要求的“禮物”作貢獻，所以禮也就和他們無緣。只有天子和公卿大夫等上流社會成員才有“禮”可言，並能受到“禮”的待遇，有資格按照“禮”的規定行事，但同時也要受“禮”的約束。顯然，在統治者看來，“禮”只能在統治階級內部使用。而對於“庶人”則要施以“刑罰”，用嚴刑峻法對他們嚴加控制，不允許他們有任何反抗的表示。所以在“禮”移植到政權建設中以後一段很長的歷史內，它更多的是用來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維護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在這個基礎上，為使“禮”成為統治階級內部進行一切活動的依據和標準，統治者又根據不同的性質和用途，將“禮”分為不同的類型，比較詳細地規定了各種“禮”的使用範圍和具體的實施要求，以及行“禮”的過程。這樣“禮”便通過“儀”得以體現。於是“儀”便成為“禮”的具體而且形象的表現形式，不同的“禮”必定有不同的“儀”。不僅如此，統治者還把“禮儀”與統治政策相聯繫，逐步使之規範化、制度化，最終便產生了一套專門與禮儀相配套的製度，統治階級正是用它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從禮儀發展到禮儀制度，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禮儀一方面不斷得到統治者的推崇，一方面也越來越為社會所重視，漸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更為重要的是，從春秋開始，私家辦學的風氣興起，尤其是孔子“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打破了“官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使更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庶人”，有了進入學校，獲得知識的機會。從“學在官府”到興辦私學，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從此“知識下移”。禮儀也隨著“知識下移”，傳播到更加廣闊的社會之中，並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和遵守。於是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禮儀既有嚴格的製度對人們的言行加以約束，又最終成為全社會自覺檢查和約束自己言行舉止的依據和標準。禮儀因此走向社會化，“禮儀之邦”由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