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十章元代的四桅遠洋海船和北洋漕運

元代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元的統一促進了海上交通的發展，為了海上軍事活動和大規模的海運漕糧，元代建造了大量船隻，其數量、質量遠遠超過前代。元時，阿拉伯人的遠洋航行逐漸衰落，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幾乎都是中國的四桅遠洋海船。 1234年，蒙古滅金，與南宋接壤對峙。南宋被迫憑藉水師防禦蒙古南下。文天祥也上書說，保疆的上策在於造舟船，興水師。元軍也不得不大造舟船，加強水師。南宋降將元漢軍都元帥劉整與元蒙古都元帥阿術〔zhu竹〕商議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軍，若取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於是阿術與劉整於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船為先務。”詔許之，就造戰船5000艘，日練水軍七萬人。接著1273年，元軍以水戰得利，攻占了被圍四年的襄樊。元於是更知水師的重要。便令增練水師五六萬人，再造戰艦3000艘，兩次共造8000艘。至元十一年九月，元軍水師從襄樊出擊。十二月，元伯顏率戰艦數千艘佔領漢口，順江東下，直逼建康(今江蘇南京)。至元十二年七月，元阿術率戰艦數千艘蔽江而下，在焦山(江蘇鎮江北大江中)之戰中，宋張世傑與孫虎臣等陳舟師於焦山南北。阿術登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以火矢夾射，大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黃鵠、白鷂船數百艘被元軍所獲，宋人自此不能複軍。元水師乘勝出長江口，沿海南下。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滅南宋。元軍為一個戰役就能一舉建造數千艘戰般。元初僅水師戰艦就已有17900艘。還有無數民船分散在全國各地。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為濟州河運糧，一次建造糧船達3000艘。元還在江海水陸要地設水驛站424處，共有郵遞專用船5921艘。這些都充分說明元代造船能力之強。

元世祖忽必烈憑藉其強大艦隊曾兩次東征日本。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三月，命鳳州經略史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並女真軍、水軍，以千料舟、輕疾舟、汲水小舟各300艘，共900艘戰船，載士兵15000人，準備於七月徵日本，至冬十月進入日本國。雖將日本擊敗，可是元軍也“官軍不整，又矢盡”，只好擄掠四境而歸。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第二次東征日本。為此，特別設置“日本行省”，全面籌劃，並儘量了解日本地形等情況。 “有日本船為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但對海上情況了解得還是很不夠。北路蒙、漢、高麗軍四萬，戰艦900艘，自朝鮮合浦出發。南路由素習水師的江南蠻軍(即原宋降兵)10萬，戰艦3500艘組成，自慶元港(今浙江寧波)出發，沒想到航行中途至平湖島遇颱風及海嘯，全軍覆沒。艦為風濤所毀。諸將各擇堅船乘之而去。棄士卒十餘萬於五虎山下。日軍獲此情報後，盡殺蒙古、高麗、漢人。餘軍逃回高麗境，十僅存一二。

儘管兩次東征日本失敗，元世祖仍以其強大之水陸師於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兵占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兩次征討緬甸，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兩次征討安南，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出兵爪哇。元朝時，高麗、安南、占城、緬甸都先後成為蒙古統治者的藩屬。 元朝統治時期，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西方各國的貢使、傳教士、商人、旅行家不斷來到中國，意大利大旅行家馬可·波羅(公元1254—1324年)約於1271年隨其叔父經商來到中國，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留居中國17年。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忽必烈“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派馬可·波羅從泉州啟航護送闊闊真公主至波斯成婚。 《馬可·波羅遊記》記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外海船情況。阿拉伯的船體小，僅一桅一舵，沒有鐵錨。造船木料堅脆，鐵釘釘不進去，容易震裂，是用椰索縫合法連結船板，船底不塗瀝青，只用魚脂油，再加絮捻縫。船不堅固，在印度洋航行，易沉沒。而中國船遠遠優越於阿拉伯船，船很大，豎四桅，張四帆，也有的有二桅，可以隨意豎起或放下。船上有水手200人，足載胡椒五六千石。無風時，行船用櫓，櫓很大，每具須用櫓手四人操作。造船木料用冷杉木，有堅固的主甲板，甲板下有60個小艙，人住在裡邊很舒適。舵也很結實。船用好鐵釘縫合，有兩層板疊加於上，以麻和樹油摻合塗壁捻縫，絕不漏水。每隻大船後曳兩隻小船，每小船有船夫四五十人，操棹而行，以助大船。另有小船10餘隻協助大船，如拋錨、捕魚等事。

馬可·波羅曾見到黃河入海口外(指改道前，即今江蘇宿遷縣以南70公里處)，“有屬於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蓋於必要時運輸軍隊赴印度諸島者也，緣此地距海僅有一日程。” 元代的四桅遠洋海船在南洋、印度洋一帶居於航海船舶的首位，載重量約在300噸上下，在繼承宋代造船技術基礎上又有所進步。它為明代建造五桅戰船、六桅座船、七桅糧船、八桅馬船、九桅寶船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元都大都(今北京)，政治軍事中心在北方，北方連年戰禍，經濟凋敝。而南宋偏安江南，南方經濟迅速發展。為鞏固統治，內河漕運已不能滿足需要，南糧北運的海上漕運勢在必行，北洋漕運就成為元代重大政務。 北洋指長江口以北的東海、黃海和渤海水域。南宋末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xuan宣〕以大(舟宗)〔zong宗，大隊大批大宗之意〕沙船稱雄海上。元丞相伯顏平江南時曾命朱清、張瑄將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運至北京。後因漕運過江入淮耗費很大，伯顏據舊時運圖書事，以為海運可行。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等造平底船(即沙船)60艘，運糧46000餘石(平均每船載766石)，由海道運至京師。元代海漕逐漸取代河漕由此開始，“終元世海運不廢”。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黎民百姓都仰賴於北洋漕運用糧。

海上漕運歷經探索改進(航道改過三次)，逐漸形成成熟的航路。自劉家港(江蘇太倉瀏河鎮)——崇明——黑水洋(江蘇連雲港附近)——成山——轉西至劉公島——直沽。如一路順風順水10天可到。 “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史·食貨志》)船工在易出事故的險灘危崖上，白天立旗纓，夜裡懸大燈。這是我國海上航標信號運用的早期實踐。原來是一年一運，後增至一年兩運，影響深遠至今。運量最高時，一年漕運米糧達352萬餘石，春秋兩次起運，平均一次總運量為176萬石。若用1000料(斛，一斛相當一石，即120斤)海船裝運，共需1760餘艘船同時參加運輸。這就要求船型改進。朱清、張瑄初行海運時，大船不過千石，小船不過300石，即40—130噸，元仁宗延祐(公元1314—1320年)以來，大船八九千石，小船2000餘石。 30年間逐漸發展為300—1200噸的巨型沙船來運輸了。

被稱為“汗八里”的大都也是世界著名經濟中心之一。從非洲東海岸、日本、朝鮮、南洋各地都有使團、商隊來到大都。沿海港口有直沽港、密州板橋鎮港(膠州灣北岸)、劉家港、慶元港(明州)、溫州港、泉州港(剌桐港)、廣州港等。幾經合併，最後只在慶元、泉州、廣州三港設市舶司。泉州是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荳蔻、胡椒、鑽石、珠寶等，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1355年所著的遊記中寫道：“泉州為世界最大港之一，實可云唯一之最大港，餘見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無數。”元代江西南昌人大旅行家汪大淵在他所著《島夷志略》中談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約近百個。當時泉州港口建有指示航行的燈塔名六勝塔，至今仍屹立在海濱，是元代航海及對外貿易繁盛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