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印度的淪陷為例子，力陳變法之急迫，後有孫中山、章太炎吸取變法失敗的教訓，進一步分析印度受制於英國的原因，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在此期間，他們對印度政局、經濟和社會的密切關注和研究，是中國印度學開始萌芽的標誌。
這裡要重點提起的是中國佛學的複興問題。中國近代的佛學復興也與西學東漸有密切的關係。這次復興的第一人楊仁山居士，曾兩度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考察過法國政教民生和英國的政治科技，對西方文明很重視。他於1866年創辦金陵刻經處，1907年創辦佛學學堂“祗園精舍”，學堂雖僅維持了兩年，但從其課程設置可知，那是一所受了西方教學影響的學校，不僅設有佛學課程，而且還有史、地、語、算和外文等。著名詩僧蘇曼殊就曾在那裡教授梵文和英語。學堂還培養出一批很有影響的佛學研究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20年間，中國知識界對印度的政治動向反映敏感，對時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報刊，如《新青年》、《東方雜誌》、、《申報》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印度人民的苦難和英國殖民當局的暴行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時，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成敗得失的評論也往往切中要害，對甘地其人其事的介紹和研究則已形成規模。這說明當時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視著印度的時局變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經濟現狀。隨著泰戈爾的來華，中國又掀起了一股泰戈爾熱，譯介和研究印度文學之風颯然而起。這是與政治研究相呼應的文學研究，也是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相一致的文學運動。
在此期間，中國佛學研究又有了長足的發展。 1914年至1934年，全國各地建立起許多佛學院，恰如雨後春筍，為中國印度學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這一時期，中國的大學也開始設置印度學方面的課程。 1916年，許季上率先在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 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直至1924年。 1918年，蔣維喬建議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佛學課。同年，湯用彤先生赴美學習哲學，兼攻梵文、巴利文，1922年回國，先後在南京東南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任教，講授過中國佛教史、小乘佛教研究、佛典選讀、印度哲學史等課程。 1931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開設佛典翻譯文學課。李證剛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曾在瀋陽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講授佛學課程。
20年代，中國有了去印度的留學生。近代以來去印度留學的第一人是曾聖提。他於1924年泰戈爾來華後不久，即渡海到印度去投奔泰戈爾，先在國際大學學習，後到甘地的真理學院學習，1925年歸國。 1929年，海維諒在印度德里穆斯林大學學習伊斯蘭教哲學數年。他在學期間兼為學校服務，並曾給國內《東方雜誌》寫過文章，介紹印度民族運動與穆斯林的情況。這時，中國還出現一位專門從事中印文化交流活動的學者譚雲山。
譚雲山先生於1927年在新加坡會見泰戈爾，1928年9月來到泰戈爾的國際大學，從此他為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事業貢獻了畢生心血。他先在國際大學學習梵文並研究佛學和印度文化，還開設了中文課程。同時，他不斷給國內報刊寫文章，介紹印度政局，介紹印度文化，不僅為國內印度研究提供了及時而又準確的信息，而且他有關印度時局的評論文章也寫得很深入精彩。 1931年，他周遊了印度，不久即寫出《印度周遊記》一書，1933年出版。 1935年，他的《印度叢談》出版，其中介紹了印度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宗教、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為中國學者進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這一時期去印度的學者還有許季上(1919年)、許地山(1926年6—9月在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學習梵文、研究佛教，1934年再度到浦那學習梵文和研究佛教三個月)和高劍父(1931年到加爾各答舉辦個人畫展，受到好評)。 30年代去印度留學的學僧有體參(1931年)、岫廬(1936年)等。通過不同途徑去印度留學的學生有楊國賓、魏鳳江等。
30年代建立的中印學會是中國印度學興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 1924年泰戈爾訪問北京時，何雯曾提出組織中印學會的建議，泰戈爾表示贊同。 1931年，譚雲山與泰戈爾再度商量此事，泰翁積極支持，並寫信給蔡元培。 9月譚雲山回國。 1933年，在蔡元培和戴季陶的大力支持下，中印學會的籌備會議召開，發起人有譚雲山、周谷城、太虛、梁漱溟等43位，贊助人有於右任、蔡元培、林森、戴季陶等24位。 6月，中印學會的發起書《中印學會：計劃、總章、緣起》出版。 1934年初，譚雲山返印，5月，印度一側的中印學會正式成立，泰戈爾任主席，尼赫魯後來任名譽主席，普拉沙德、拉達克里希南等名人曾任各地的負責人。 11月，譚雲山回國，次年5月，中國的中印學會正式成立，蔡元培為理事會主席，戴季陶為監事會主席。中國的中印學會建立初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向印度國際大學捐贈了一批中國古籍，二是向國內呼籲教育界和學術界在大學裡設立印度佛學和印度文明史講座，三是幫助泰戈爾的國際大學募集資金建立中國學院。中國學院建立於1937年4月14日，譚雲山先生被任命為院長。從此他一邊做學院的工作，一邊從事學術研究，共寫有英文著作38種，中文著作10餘種，為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中國去印度從事講學和研究的學者主要有金克木(1941年)、吳曉鈴(1942年)、徐梵澄(1942年)、陳翰笙(1944年)、常任俠(1945年)、陳洪進(1945年)等。他們回國後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界的著名學者，寫出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我國當代最著名的印度學家季羨林先生於1935年至1946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主攻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並從事語言學研究。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
1943年3、4月間，中國文化訪問團訪問印度，雙方協議，當年即互派10名研究生。自此以後的幾年中，中國派往印度的留學生主要有楊瑞琳、巫白慧、巴宙、李開物、陳祚農、裴默農、法舫、周達甫、周祥光、楊允元等。他們後來也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的學者。
1942年，中國在雲南呈貢建立了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設有印度語文科。這是中國大學里首次設置印度語言專業。該校除教授印地語外，還設有印度歷史、印度宗教、印度社會等課程。朱杰勤當時在該校講授印度史。抗戰勝利後，國立東方語專遷至南京。 1946年，北京大學成立東方語言系，教學內容包括印度的語言和文學。 1949年，東方語專合併於北京大學東語系。 1946年，金克木在武漢大學開設印度哲學史課，1948年到北京大學又繼續開此課，原武漢大學的課程由石峻接任。
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我國學者發表了一大批有關印度學的著作。
印度的中國學研究也值得一提。大詩人泰戈爾對中國友好，也很了解中國的文化，他有許多文章都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在講演中也時常引用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句，當他談起中國文化時，往往有很深刻的見解。 1924年他訪華以後，一直為加強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 1934年，由於他和譚雲山先生的共同努力，加上印度國大黨領袖們的熱情支持，印度的中印學會終於成立。 1937年，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這些都對中印文化交流和印度中國學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印度的中國學學者中，最突出的是師覺月。他於1920年於加爾各答大學獲碩士學位，然後為法國著名東方學學者S.列維當助手，並隨列維到尼泊爾研究佛教，1923年到法國，並在那裡學習中文，後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 1945—1956年在國際大學任教並從事研究，1956年去世時為國際大學的副校長。他曾兩度來華，1947年是來華講學，1952年是作為印度文化代表團成員訪華。他的中國學研究成果匯集在《中國一印度叢書》(共四部)中。他的《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最為著名，分為八章，分別論述中印的古代交通、佛教往來、佛教在中國、佛教文學在中國、印度藝術和科學在中國、兩大文明的比較等問題。
除了中國學院以外，30年代研究中國的另一個重要機構是設在新德里的印度國際文化研究院。它是由著名學者拉古維拉創立的。他從1937年開始研究中國文化和印中關係史，並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 1938年，他寫成了《〈羅摩衍那〉在中國》一書。此後，又致力於探索中國文學藝術，撰寫了有關中國詩歌和繪畫的專著。他的兒子羅凱什·錢德拉受父親影響，在讀書時候便開始學習中國文化和印中文化交流史。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取得豐碩成果，成為在中國研究方面一位蜚聲全印的著名學者。
30年代後期，印度南方城市浦那的費爾古森學院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國學的中心。巴帕特、戈克雷二人開始從事梵文、巴利文和漢文、藏文佛教典籍的比較研究。戈克雷先在國際大學學習，後到德國留學，在海德堡大學學習了漢文和藏文。巴帕特是在美國學的中文，也是從事佛教研究。金克木先生留學印度期間曾會見過師覺月、戈克雷和巴帕特三位教授，還曾幫助過戈克雷校勘《集論》。
1943年，中印兩國政府決定互派留學生，首批來華的印度留學生九人，於11月底到達中國。他們在中國主要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 1947年，印度臨時政府派遣10名留學生來華，七名碩士，三名大學助教，來華學習中國的語言、藝術、史地、哲學。 1948年印度獨立後又派遣了一批留學生。這些人中，有的後來成為中國學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