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中國有許多學者訪問過印度，這裡僅介紹兩位。
我國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陶行知先生曾兩度訪問印度。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為時僅四五天，他寫下了五首詩：《二十萬人同進牢》、《阿黑煞的農人》、《不可親近的人》、《印度三姊妹》和《印度高利貸者》。詩中，他以無限同情的筆致反映了印度人民，特別是印度賤民和婦女的悲慘處境，揭露了印度社會的黑暗現實。 1938年8月，他再次訪問印度。 8月8日到達馬德拉斯，10月抵達加爾各答，並拜訪國大黨主席蘇巴斯·錢德拉·鮑斯，11日又前往國際大學拜訪泰戈爾。他同泰戈爾交談了一個小時，並一起聽了孟加拉樂曲。 12日，鮑斯為陶行知舉行了歡迎會和茶會，學生、工人和農民代表在會上發言，陶行知則作了演說。他的演說被刊登在8月13日的《馬德拉斯郵報》上。 8月14日，陶行知拜會了聖雄甘地。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見客人。但得知有一位遠道而來的中國學者訪問，便破例同意會面，並用筆與陶行知“談話”。陶行知介紹了自己所在的全國救國會以及所從事的平民教育事業的經歷和體會，並邀請甘地訪問中國。甘地說：“我有朝一日會訪問你們的偉大國家，沒有什麼比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甘地回答了陶行知提出的一些問題，並約他寫一篇關於在中國開展大眾教育的文章。陶行知回到香港後，用英文寫出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大眾教育運動》的文章寄給甘地。這篇文章在10至11月間分三次發表在甘地辦的《哈里真》雜誌上，甘地特地寫了按語：“陶行知博士不久前來訪問我時，我邀請他撰文介紹正在中國開展的引人注目的大眾教育運動。現在，他寄來了下面這篇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這篇文章對我們印度人一定是很有用的。”
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徐悲鴻先生已是中國成名畫家，但由於他遠在法國，二人沒有相見。 1938年八九月間，徐悲鴻接到詩人泰戈爾的邀請，10月即帶上一批作品自重慶奔香港，1939年1月到新加坡，又在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地舉辦畫展，輾轉達一年之久，約於冬季到達印度，12月在印度國際大學舉辦中國近代畫展。這一年，他在印度創作了油畫《印度牛》和素描《印度人像》等。
1940年1月間，徐悲鴻多次為泰戈爾畫像，並畫馬贈泰戈爾。 2月17日，聖雄甘地到國際大學，徐悲鴻在歡迎會上為甘地畫速寫像二幅，並經泰戈爾介紹會見了甘地先生。同月在加爾各答舉行作品展覽會。 4月，到大吉嶺，8月回國際大學。 11月向泰戈爾辭行。這一年，他在印度所作的畫有油畫7幅、國畫24幅和素描14幅，是他空前高產的一年。
他在印度作的畫中，有幾幅特別著名。他為泰戈爾畫的肖像，有一幅至今仍掛在泰戈爾故居的牆上；為泰戈爾畫的馬，上題“哀鳴思戰鬥，回立向蒼蒼”，也一直掛在那裡。他的代表作之一《群馬》完成於1940年5月，他為此畫的題詞是：“昔有狂人為詩云：'一得從千慮，狂愚輒自誇，以為真不惡，古人莫之加。'悲鴻時客西馬拉雅之大吉嶺。鄂北大勝，豪興勃發。”既抒發了抗日愛國的情懷，又可以看出他到印度後對馬更有認識，畫馬更加成熟。 《愚公移山》是他的另一代表作，1937年著手創作，在印度完成。在這幅作品裡，他用了印度人作模特兒。畫面上有五人是中國人的形象，其餘多數都是印度人的形象。他對此的解釋是：“藝術但求表達一個意思，不管哪國人，都是老百姓。”
他在印度結識了許多朋友。他曾與印度大畫家阿邦寧·泰戈爾一起談論藝術，欣賞繪畫，有著深情厚誼。他與當時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印度著名畫家南達拉爾·鮑斯也有很深交往，二人曾合作用兩整天時間將詩人泰戈爾的繪畫作品一一檢選，得精品300餘幅，最精者70餘幅，擬由國際大學出版，泰戈爾對此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