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法顯之後，西行求法者不絕於途，至唐代而達巔峰時期。據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從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僅40餘年的時間裡，就有40餘位唐朝僧人去印度取經。而義淨的統計肯定是不完全的。在641年之前和691年之後，隋唐五代去西天求法的僧人尚多，如著名者玄奘、慧日、含光、悟空、智宣等，都不在此數之內。
三藏法師玄奘是唐代求法運動的最偉大代表。他是河南偃師人，俗姓陳，自幼聰敏，少年出家。起初，他隨二兄長捷居住於洛陽淨土寺，後來又經長安到成都，於空慧寺受具足戒。當時天下戰亂，成都生活相對安定，但玄奘為求學，不顧長捷的勸阻，毅然離開成都，沿江東下。他一路上邊學習邊說法，繞了個大圈子，又北上長安。在長安時，他已經很有名，被譽為“佛門的千里駒”。但當時的佛界有許多問題爭論不休，為了搞清這些問題，玄奘決心效法法顯去西天取經。那時，唐王朝建立不久，西部邊陲很不安寧，朝廷不許私自西行。玄奘置朝廷禁令於不顧，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混在難民的隊伍中出了長安。一路西行，來到涼州。又在僧俗眾人的幫助下，躲過涼州督都李大亮的追捕，沿河西走廊西行。他在經過玉門關外的800里沙漠時，因迷失方向和缺水而險些死亡。幸虧老馬識途，將他帶到有水的地方。然後，他經伊吾來到高昌國(今吐魯番一帶)。高昌王非常器重玄奘，強迫他留在高昌。玄奘則以絕食表示自己西行的決心。高昌王無奈，同玄奘結為兄弟，並資助他西行。有了高昌王的幫助，他帶領一些人馬順利通過焉耆、龜茲等地，又翻越了雪山天險，輾轉進入印度。在印度期間，他一面巡禮聖蹟，一面講經學法，在佛學中心那爛陀寺住學五年，又周遊，遍覽名勝，廣求高師。飽學之後，重返那爛陀，升壇開講，名震五天竺。這時，印度的一些國王都知道支那來了一位高僧，紛紛發出邀請。
於是，他拜別了那爛陀寺的老師戒賢法師和諸位同學，先到迦摩縷波國(今印度阿薩姆邦一帶)傳法，繼而又應邀來到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一帶)，參加戒日王特地為他舉行的大法會。法會上，玄奘與各派人物辯論，沒遇到對手。遂被大乘人尊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為“解脫天”。玄奘並沒有被榮譽沖昏頭腦，在戒日王的一再挽留下，他仍然要返回祖國。戒日王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他提供了回國的各種便利。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攜佛經657部、佛像若干軀，載譽回抵長安。此前，在于闐時已經向朝廷報告了他回國的消息，所以在他到達長安這天，長安城及郊區的官員、百姓都出來迎接這位高僧，真可謂萬人空巷，觀者如雲。當時唐太宗在洛陽，很快就接見了玄奘。皇帝很佩服玄奘，對他在西域的見聞很感興趣。次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記》12卷，上呈皇帝。書中，他以驚人的記憶力詳細地記敘了西域138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地理、宗教、民俗、語言、文字等情況，為研究古代中亞和南亞歷史文化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玄奘還在朝廷的支持下辦起了規模巨大的譯經場，傾其後半生的精力，譯出佛經74部，1335卷。
玄奘是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偉人。季羨林先生對他的功績作了全面評價，並歸納為六句話：“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唯心主義理論家，不畏艱險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譯大師，舍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大唐西域記校注·序》)的確，玄奘對中印文化交流的貢獻，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在玄奘之後，還有許多中國僧人到印度去取經學習，其中最著名是在玄奘取經70年後到印度的義淨。義淨回國後寫了兩部書，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這兩部書對我們了解當時西域求法的盛況、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的佛教情況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都有重要的資料價值。
唐代求法運動的高漲，促進了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並使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融合加快了速度。佛教禪宗的出現，標誌著印度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已經完成。在經過長期痛苦的文化整合以後，佛教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而深入人心，從而在人生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標準、價值取向、生活習俗等各個方面發揮著無形的作用。
這一時期印度各地來華的僧人，有達摩笈多、波羅頗迦羅蜜多羅、那提三藏、若那跋陀羅、佛陀多羅、佛陀波利、尊法、無極高、地婆訶羅、慧智、阿你真那、菩提流志、極量、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利涉、智慧、牟尼室利、蓮華、釋天竺、般若、缽怛羅。其中，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影響較大。他們在開元年間來唐，很受皇帝和重臣的優渥，翻譯了大批佛教密宗經典，對密宗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