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萬八千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唐代詩人杜牧的著名詩句。四萬八千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它卻反映了南朝佛教發達、寺廟眾多的歷史事實。前面我們曾經說到後漢笮融大造佛教塔寺的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方建造的佛教寺院就更多了。
據《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記載，康僧會的祖先本是康居(中亞薩馬爾罕一帶，今烏茲別克斯坦)人，但後來的幾代人都居住於天竺。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又因做生意而遷居到廣東。當康僧會十幾歲時，父母雙亡，不久他便出家。在孫權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康僧會為了在東吳宏揚佛法，便來到東吳的首都，見到孫權。康僧會為了取得孫權的信任，拿出一粒佛舍利，說這顆舍利堅不可摧。經孫權和手下人試驗，果然如康僧會所說。孫權驚訝之餘，同意為康僧會建造塔寺。這座佛寺便被叫做“建初寺”，而寺院所在的地方被叫做“佛陀裡”。從此，佛教便在東吳迅速傳播開來。
晉代，除了建初寺以外，中國南方還有許多著名的寺院，分佈於廣東、浙江、江蘇、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到了南朝時代，寺院就更多了。
北方的情況也是一樣，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僅洛陽一地，在晉代有寺院42所，而在北魏時就陡增至1367所。
中國的寺院建築，既承襲了中國建築的傳統風格，又吸收了印度建築的藝術特點，從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中國佛教建築派別。兩晉南北朝時代，一些信仰佛教的有錢人，為了修功德，常常有“舍宅立寺”的舉動。也就是說，把他們一部分住宅捐出來當寺廟用。它們的住宅無疑都是中國古代的建築，其風格、結構也都是中國傳統的。而那些專門為僧人們建造的佛寺，也必然要在中國傳統的建築風格的基礎上施工。同時，這些建築既然是佛教的寺院，又必須體現佛教發源地印度的建築模式。於是，難免要進行一些補建、擴建或改建，使之更接近印度的模式。我們可以舉出佛塔的例子來加以說明。佛塔這種建築形式不是中國原有的，而是從印度學來的。印度的佛塔是用來埋藏佛和高僧舍利(遺骨和骨灰)的。中國的僧人去印度取經，畫回了印度佛塔的模式，印度的僧人來華，也把印度佛塔的形式介紹到中國。根據印度佛塔的模式，中國人修建了自己的佛塔。後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審美觀的不斷變化，中國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塔，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建築景觀。中國的佛塔起源於印度佛塔的啟發，卻又不同於印度的佛塔，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結果。
另外，早期寺院的佈局情況，也有印度佛教建築影響的痕跡。 《洛陽伽藍記》記載了洛陽最大寺院永寧寺的佈局情況，大體是前方有寺門，門內的主體建築是塔，塔的後面是佛殿。正如建築史學者所說：“據記載早期中國佛寺的平面佈局大致和印度的相同，以塔藏舍利，是教徒崇拜的對象，所以塔位於寺的中央，成為寺的主體。以後建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於是塔與殿並重，而塔仍在佛殿之前。永寧寺正是這個時期佛寺佈局的典型。”“這種平面方形，四面開門，中央建主體建築的佈局方法，是從印度的佛寺得到啟示，同時結合漢以來的禮制建築而發展起來的。”
那個時期的寺院，不僅在建築藝術方面體現了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且在雕塑和繪畫方面也有同樣的體現。人們模擬印度的佛像雕塑風格來雕塑中國的佛像，也模擬印度的繪畫風格來描繪中國的佛畫。同時，寺院又常常是文化活動的場所，不僅有佛教徒在那裡學習來自印度的經典，而且每到佛教的節日，如佛誕節(浴佛節)等，總是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進行雜技、歌舞表演，舉行佛像遊行，場面十分熱鬧。每逢這時，總要吸引成千上萬的百姓前來參加和觀看。 《洛陽伽藍記》中就記載了當時一些大寺院舉辦這種活動的場面。這些情況告訴我們，印度的美術、建築、音樂舞蹈及民俗活動，在當時都或多或少地對中國有所影響，這些影響融入了中國藝術的血液，並一直流淌至今。
在這裡，我們還應該提到石窟寺。石窟寺是開鑿於山岩上的佛寺，最早出現於印度。後來，大約在公元3世紀時傳入中國的新疆地區，繼而又傳入內地。中國的石窟寺可按用途分為四種類型：僧房窟、佛殿窟、塔廟窟和大像窟。僧房窟是供僧人居住和修行的地方，一般都不大，裡面有的有雕飾，有的沒雕飾。佛殿窟通常較大，一般都雕有佛像，是供僧人禮佛的地方。塔廟窟是佛殿窟的一種，即在佛殿窟內雕中心塔，所以又稱中心塔柱窟；塔內收藏舍利，塔柱多為方形，四面雕有佛像，供僧人繞塔禮佛。大像窟是雕有巨大佛像的石窟，也是供僧人禮佛的場所。
中國的大型石窟寺分佈很廣，除新疆外，甘肅、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均有分佈。可以說，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多數省份都有分佈。從公元3世紀開始，直到明清時期，都陸續有開鑿。不過，開鑿石窟寺的全盛時期是南北朝時期。如新疆的克孜爾石窟、甘肅的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山西的雲岡石窟、河南的龍門石窟，都在南北朝時期得到大規模的開鑿。這些石窟寺是藝術的寶庫，在建築、雕刻、塑像、繪畫等各個領域表現了中國歷代工匠和藝人天才的創造力，同時它們也是歷史的見證，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