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三節唐中葉以後的勞役及其向貨幣稅的轉變

公元780年，楊炎實行兩稅法改革。兩稅法把租庸調中的“庸”和“調”都改為以貨幣繳納。庸原來是以絹和布代役的，是用實物代替勞役。現在改庸為貨幣繳納，實際是把勞役稅改為貨幣稅了。這一改革是唐代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反映。國家所需要的活勞動，採用強迫徵調的勞役的方式，無論在效益上還是在民心上，都不如採用僱傭勞動好。當時著名的理財家劉晏，在他的漕運改革中，已經開始利用僱傭勞動代替徭役勞動。將勞役改為繳納貨幣，國家用所得貨幣僱人服役，當時已經有了可能。因為土地兼併的發展，使許多農民喪失土地，成為流民，社會上僱傭關係已有相當發展。兩稅法改勞役稅為貨幣稅，正是適應這種客觀情況的表現。 兩稅法雖然包括了役金，但以後徭役的徵發並未廢除，統治者為了其自身的利益，從來就不惜對人民進行雙重剝削，既徵了包括庸金在內的兩稅，又徵發徭役。

到了宋代，兩稅和徭役則正式分開。宋朝兩稅僅為田賦，不包括丁錢與徭役。兩稅之外，百姓還要負擔徭役。宋代徭役有兩類：一是職役，一是雜徭。職役的任務是做地方下級官吏，主要有主管官府財物的衙前；負責督徵賦稅的里正、戶長、鄉書手；逐捕盜賊的耆長、弓手、壯丁；傳達敕令文書的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及負責州縣雜務的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縣州雜職、虞候、揀、掐等等。雜徭則為臨時性差役，稱為“夫役”。如在地方上修路、治水、修造官府私第等。在春天徵調的叫“調春夫”；應付緊急需要而徵調的叫“調急夫”。宋代把民戶按家資分為九等，各種職役由一、二、三、四等戶輪流承擔。下五等戶為貧困戶，免役；官戶(又稱官僚形勢戶，包括貴族、官僚)也不服役。以戶等定差，派遣勞役，這就是宋代的差役制。宋代徭役以衙前最重。衙前起源於唐代，當時禁軍與藩鎮軍中有衙內軍與衙前軍之分，衙內軍是皇帝及藩將的親衛軍，衙前軍是皇城及藩將管轄地內外的警衛軍，以後衙前軍只做倉庫運送的警衛。到宋朝，衙前役仍為管理州郡的倉庫，搬運官物，迎送官吏等。管理官物不僅要負擔所需費用，如有丟損，還要賠償，衙前戶常常因此破產。富戶往往買通官府，採取各種手段，把衙前役推到三、四等戶甚至五等戶以下貧民身上。雜徭也大都派遣到貧民頭上。繁重的徭役，既影響農業生產，也加劇社會矛盾。貧民紛紛棄田逃亡，以避重役。改差役為僱役，逐漸成為普遍的要求。早在宋真宗末年(公元1022年)，就有人論列差役制的弊端。到宋神宗時期，變差役為募役的呼聲更高了。王安石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推行免役法，即變差役為僱役。免役法(又稱募役法)的主要內容是：原來承擔差役的民戶，按戶等出免役錢，不再服役。政府用所收入的免役錢僱人充役。原來不承擔徭役的官僚形勢戶及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僧道戶和城市的上五等戶，也按其田產數量減半出“助役錢”。免役錢的徵收數量，根據各州縣所需僱值多少確定，並要多收20%，稱“免役寬剩錢”，供災荒年份僱役之用。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雜徭也改行僱役，應役者可以充役，也可以出錢免役，稱“納夫錢”或“免夫錢”，每夫每日出錢300—400文。

免役法由於觸犯了官僚形勢戶的利益，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大官僚現在也要納“助役錢”，這就激起了他們對免役法的猛烈反對。宋神宗死後，宋哲宗繼位，司馬光為相執政，於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廢止免役法，恢復差役法。由於差役法的恢復不得人心，以至當時“天下皆思僱役而厭差役”(蘇轍：《欒城集·三論分別邪正劄子》)。哲宗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變法派重新上台，又恢復了僱役法。以後僱役、差役彼興此廢，或差僱並行，依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矛盾鬥爭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南宋，百姓“一充役次，即便破家”(《宋史·食貨誌上六》)的情況始終未能改變。可見，由勞役稅向貨幣稅轉化，不僅取決於經濟條件，同時也受階級鬥爭情況的影響。

元朝徭役包括兵役、職役和雜泛差役。元代兵役實行軍戶制，為兵之家稱為軍戶，世代為兵。軍戶或按貧富確定，如規定富戶每戶出一人為兵，貧戶二三戶出一人為兵；或按男丁數量確定，如有的地區規定20丁出一兵；或按戶數確定，如以20戶出一兵。軍戶有四頃地的免役權和雜泛差役的免役權。但兵士的一切裝備、糧餉、路費均由軍戶自理，所免賦役，遠遠不能抵充所需費用。貧困軍戶不得不典賣田產，甚至賣兒鬻女以充役。軍戶服兵役是終身製，有的遠戍邊鎮，多年不得回歸，直至老死行伍。有的一家出三四兵，致使家無丁夫，農田盡廢。元代職役是宋代職役的繼承和發展。職役主要有為國家郵傳驛遞服務的各種“站役”；為國家製造軍器和手工業品的“匠役”；維護地方治安的騎弓手；催辦錢糧、科派雜役的鄉里正、都主首、社長和管理倉庫的庫子；路、府、州、縣等官衙中的雜職公差如侍候公堂的祇候、看管牢獄的牢子等。元代的職役也是百姓的一項沉重負擔，如承擔站役的站役戶，雖然也有四頃地的免役權，但要負責供應郵傳、驛遞及過往官吏使臣的飲食及馬匹、車船交通工具等項費用，往往也被折騰得傾家蕩產。元代的雜泛差役是指臨時徵調的築路、修城、營造官府、運送糧草等夫役或繳納的銀、鈔、車、馬等錢物。元代也有僱役制度，是指應役者本人出資僱人代役，軍戶只限丁單而財力充實人戶可以僱人代役，丁多人家不許傭僱。職役的僱役，只在至正年間(公元1341—1368年)行於浙右一帶，作用範圍極為有限。

明代規定16歲成丁，開始服役，60歲免役。徭役有三種：一是里甲之役，以戶計徵。明時百姓以110戶為一里，推其中丁糧最多的10戶為里長，剩下的100戶，每10戶為一甲，推甲首一人。每年由里長一人和甲首一人，率一甲之戶應役，10年輪流一次，主要負責催辦一里的稅糧、傳達官府命令、編排各種差役等。二是均徭之役，以丁計徵。由里甲根據丁力資產厚薄，分別等級，以定差役輕重，所以稱為“均徭”。均徭主要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親身服役或僱人充役的，稱力差；由民戶供給或以貨幣代輸的如歲貢、馬匹、車船、草料等公用之物，稱銀差。其後力差也多以銀代輸，所以銀差範圍日廣。三是雜泛之役，又稱雜差，為臨時派遣的徭役，如興修水利、修築城池、宮院及為地方政府充任各種雜役等。

明中葉，由於土地兼併，賦役不均，階級矛盾激化，國家財政收入減少，促進了賦役制度的改革。明神宗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實行賦役合一，將各類徭役，隨田賦一起徵收。按田地、丁額均攤，並一律徵銀。這就把徭役合併到田賦之中，將徭役稅變成了按田畝徵收的貨幣稅。從而完成了中國歷史上一直發展著的勞役稅向貨幣稅的轉化過程，結束了沿襲2000多年的勞役稅、實物稅、貨幣稅並行的賦役制度，勞役制從此開始消失了。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又實行攤丁入地改革，徹底取消丁銀，將丁銀即人頭銀全部攤入田畝。丁銀原是百姓(16—60歲)向國家提供的徭役的折銀，丁銀以貧富為差，分上中下三等徵課。丁銀之外，尚有“差徭”即力役之徵。攤丁入地，將丁銀並歸田畝徵收，從此明文規定納地丁銀之民，名義上不再服徭役，“官有興作，悉出僱募”，從而徹底取消了幾千年來壓在人民頭上的強迫徭役。農民從此不再服勞役，封建國家對勞動者人身控制進一步削弱，勞動者有了更大的人身自由。攤丁入地免除了城鎮工商業者的丁銀，有利於工商業者的財富和資金的積累，這一切，在客觀上有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積極意義。

但是，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決不會就此滿足於一種形式。雖然攤丁入地，賦中已經有役，但各地官府無償徵調民夫的現像在攤丁入地後仍然存在。賦外之賦，役外之役，仍然不時地加在勞動人民頭上，人民群眾並沒有完全擺脫徭役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