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七節指南針與印刷術的西傳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古代科技的幾項偉大發明的西傳。 首先，是指南針的西傳。至晚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已發現了磁石的吸鐵功能。公元1世紀初，王充在《論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極特性，發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的記載中，已記述了四種試驗，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應用指南針。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針橫貫燈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運業中。沈括的親戚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追記了其父十一、十二世紀之交時在廣州見到的中國海船：“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這是指南針應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記錄。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麗，也見到使用指南針，“惟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 《諸蕃志》記載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這樣的評述：“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矣！”公元九、十世紀以後，中國商船經常出沒於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針的中國海員，在與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將這一先進技術傳播出去。有的中國海舶上甚至僱傭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長和水手，他們學習指南針技術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員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羅盤導航的技術。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表示羅針方位的詞：“Khann”，就是閩南話中羅針所示方向的“針”字。

航海羅盤的導航技術，在12世紀傳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採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羅盤導航。英法等西歐民族，習於航海，對羅盤導航的興趣極為濃厚。就現在所知，除中國以外，有關羅盤的記載，最早並非見於波斯和阿拉伯文獻，而是英、法文獻。 1195年，英國的亞歷山大·內卡姆在《論物質的本性》這部著作中，在歐洲首次論述了浮針導航技術。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針最初也是用在陰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間，分辨航向。辦法是用磁化的鐵針或鋼針，穿進麥管，浮在水面，用來指明北方。可見，最初傳到歐洲的指南針，正是沈括所記述的水浮法的磁針。 1205年左右，法國人喬奧·普羅旺斯提到羅盤。 1219年，另一個法國人詹姆士·特維里，也提到東方的這種頗具實用價值的新發明。康丁普里的湯姆斯百科全書中也有一條浮針羅盤的記載。波斯人穆罕默德·奧菲編寫的《故事大全》，講述磁性的指南魚，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 13世紀下半葉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記述說，當他乘船前往亞歷山大港時，看見海員們藉助磁針辨別方向，磁針一般是用木片或錫箔托浮在水面上。他還聽海員們介紹說：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長們不用這種木片托浮的指南針，而是用中空的磁鐵製作一種磁魚。磁魚被投入水中之後浮在水面，頭尾分別指示北方和南方。顯然，這也是中國指南針西傳的早期記載之一。指南針的傳入歐洲，為歐洲日後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前提。

同指南針一樣重要的，是印刷術的西傳。大約在隋唐之際，我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公元7世紀40年代，玄奘大師印製普賢像，每年印數在萬張以上。從9世紀開始，我國民間印書的風氣漸開。著名詩人白居易等人的詩集，都在揚州、越州刊印。現在最早的印本書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剛經》。 中國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來華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這種先進的技術遂迅速西傳。 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區出土的大量紙張等文物中，發現了50件不同時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經鑑定，這些印刷品的時間分屬10世紀至14世紀。最早的一件，約在900年左右印製，內容是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節。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蘭教祈禱文或經文等。從外觀上就可看出，這些印刷品同中國內地與新疆土魯番出土的印刷品極為類似。本世紀50年代，在法雍又發現了30塊鐫刻阿拉伯文的木板。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國的雕版完全相仿，連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國一樣，在鋪平的紙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輕輕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個別的甚至用紅墨印刷。

在印刷術的西傳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種重要的中介作用。 15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出現了最早的雕版書籍。威尼斯在15世紀下半葉成了歐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紙牌、聖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許多的書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書籍便是在威尼斯印製的。 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從事印刷出版業的亞歷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流傳到穆斯林世界各地。這部阿拉伯文書籍，完全像中國書籍一樣，每頁只印一面，用的是煙炱〔tai抬〕和膠水溶成的一種棕黃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們的經典。埃塞俄比亞的基督徒在羅馬籌劃出版《聖經》，並於1513年印製了《舊約》中的《詩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約》。

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完成了印刷技術上的一次飛躍，對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貢獻。中國印刷術的西傳歐洲，對於日後歐洲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啟蒙等文化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