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物的剩餘之後，才逐漸產生的。其初始的萌芽狀態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的物物交換，後來才有發展了的交換形式——商業。 最早的交換發生於原始社會。距今六七千年，河南、甘肅、陝西屬於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遺址中都有產於沿海的海貝發現(裝飾用)，這就是自外地交換而來的物證。當時的交換尚帶有偶然性。至距今5000年的原始社會晚期，畜牧業與種植業分工，手工業(製陶、青銅)也相繼與農業分離，交換相應擴大。 《易·繫辭下傳》所說的：“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即表示交換已比較經常，並且有了比較固定的時間和場所。古書中還有“因井為市”的傳說，交易常在井旁進行，以便於汲水供人畜飲用或將貨物洗淨。所以後世常把“市井”連稱。

交換初起，發生在生產門類、自然條件不同而擁有不同產品的氏族、部落之間，由氏族、部落首領為代表，對外進行交換。有虞氏部落的首領舜就是擅長於從事交換活動的一位有名的歷史人物。傳說舜曾“作什器於壽丘(今山東曲阜)，就時於負夏(今河南濮陽附近)”(《史記·五帝本紀》)。 “就時”即乘時逐利進行交易的意思。又說舜“販於頓丘”；“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尚書·大傳》、《尸子》、《帝王世紀》)頓丘在今河南濬縣，傳虛在今山西運城。頓丘缺少一些物品，所以“買貴”，舜就在這裡出售為人所需的物品——主要是舜部落的特產，上好的陶器，以及其他“什器”；而傳虛當地有些產品很多，所以“賣賤”，舜在那里以賒購(債)方式收進那些產品——主要是河東的池鹽。舜利用兩地東西的貴賤，從中獲利。為了掌握河東池鹽，舜在當上堯的繼承人後，把政治中心遷於靠近鹽池(名解池)的蒲坂之地。今蒲坂城中尚有舜廟，鹽池所在地的解虞縣(現為運城)帶有“虞”字，也都與舜有關。舜在位時更花力氣發展食鹽生產。相傳舜作五弦琴，曾彈琴，歌南風之詩：“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鹽法》)夏季薰風及時南來，池鹽就自然結晶，部落的財富就可增多，素稔食鹽交換之利的舜，對池鹽生產的好壞當然要加以極大的關心了。

舜命禹治洪水，禹曾設法組織糧食在地區間的調劑，通過交換以解決洪災後人民的生活問題。 《尚書》記載禹所說的“懋遷有無，化居，烝〔zheng睜〕民乃粒”，即指此事而言。懋(貿)遷即貿易；化居，“交易其所居積”，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調有餘相給”；烝，眾多；乃粒，乃有粒食(糧食)。後世稱做生意為“懋遷有無”即源於此。 交換本來先起於不同氏族部落之間，同一氏族部落內部交換物品的發生是後來之事。由於製陶器、銅器、玉器需要比較專門的生產技術，需要長期固定的操作人員和合適的原料，部落中的某些氏族、家族以至家庭，逐漸成為分工專門從事某項手工業的氏族、家族和家庭；牲畜更日益增多地轉由個體家庭放牧或家內飼養。至此，交換不但對外，而且也在部落、氏族內部發生。在交換中佔有利地位以至握有權力的新興家族和氏族首領不斷富裕起來；交換還促進個體家庭經濟的發展，成為它們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這些都為私有製的逐漸形成，原始社會的逐漸解體打開缺口。可以說交換實是推動私有化、瓦解公產製的催化劑。禹死，其子啟接位，開創家天下的夏王朝，奴隸制國家宣告確立。

堯舜時以珠玉為上幣，牲畜、生產工具等成為一般的交換媒介。 “夏后以玄貝”，夏代用海貝(染黑色)為貨幣，以後貝幣一直廣泛使用，直至被金屬鑄幣取代為止。由物物交換到交換媒介——貨幣的出現，是交換向前發展的標誌。原先物物交換時是買賣同時同地發生，有了貨幣，一買一賣就分解為兩個不同的過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