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五節漢化佛教寺院中的鼓
鼓是全世界各時代各民族都使用過的擊鳴器。它用途廣泛：
(1)用作樂器；
(2)更用來作報時器；
(3)軍中用以鼓舞士氣、節制進退等；
(4)集合群眾時用之；
(5)報警時用之；
(6)一些民族以之作為禮器類器物，如石鼓、銅鼓。有些銅鼓還兼作貯藏錢貝之用。
鼓的種類繁多，大小、形狀各異，製造原料也有金屬、玉石、木與皮等等。各時代各民族所造百花齊放，多彩多姿。
佛教發源於古代南亞次大陸，那裡的人，早就在各個方面使用鼓啦。且看佛經中對世俗社會上用鼓的一些記載：
伎兒者，打鼓，歌舞，彈琵琶，鐃、銅鈸，如是比：種種伎樂。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三)
這裡說的是：鼓是樂器之一。
時王即命群臣擊鼓宣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三)
時王即喚群臣：“卿今可於波羅尼斯城隍之處擊鼓宣令，作如是語：'國中所有一切人眾，從今已去，但是眾鳥不應傷損！'”(《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九)
這裡是把鼓作為“宣令”時集合群眾用的鳴器使用，下面三例更為顯豁：
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十三)
擊鼓鳴槌，宣王教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九)
是時善行於其城內擊鼓搖鈴，遍告眾人：“我欲入海，有能去者，應辦糧食裝束隨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
可見，擊鼓是古代南亞次大陸一種公開宣告時集合群眾的用具。擊鼓，從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是軍樂：
時波斯匿王集四種兵，與諸大臣椎鐘擊鼓，欲往討伐。 (《摩訶僧祇律》卷十八)
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椎鐘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八)
按，中國古代出征的情況與此有類似之處，《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國語·晉語五》中也說：“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乃是公開宣戰。看起來，古代南亞次大陸出師也是如此。
更有作儀仗隊中張揚聲威之用的，古今也類似：
王聞鹿至，敕諸城內平治道路，掃灑燒香，捶鐘擊鼓，往迎鹿王。 (《摩訶僧祇律》卷一)
時至今日，迎接貴賓時，有時也採取由青少年鼓樂隊等擊鼓歡迎之法。
還有行刑時擊鼓：
時有人犯王事，反縛兩手，著迦毘羅華鬘，打鼓唱令詣其刑處。 (《摩訶僧祗律》卷三十二)
更有出殯時擊鼓：
又見一輿，以青黃赤白繒彩嚴飾，而用蓋之。吹螺打鼓，男女大小，多諸人眾，四人共輿。复持柴火，逆前而行。復多人眾，隨輿而後，悲啼號哭，唱言：“父，父！兄，兄！主，主！”王既見已，告諸臣曰：“此是何物？……”諸臣答言：“此名為死！”(《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一)
佛經中所見，古代南亞次大陸世俗社會間與擊鼓有關的事大略如上。釋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對這些事想必是習見的了。但是，佛經中所見，他老人家言傳身教的古代南亞次大陸早期佛教中，使用鼓的時候卻是不多。主要用來集合僧眾，有如現代上課時打鐘或按電鈴一般：
時諸比丘不次第入，不次第坐，不次第食，不次第起，不次第去。有前入者，有行食時入者，有食竟入者。佛言：“應唱'時至！'”唱“時至”，聲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犍槌！”打犍槌已，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鼓！”打鼓時，在地打鼓，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在垛上打！”垛上打時，亦不遠聞。佛言：“應在高處打，使遠處得聞。”
我們在前面講過，釋迦牟尼佛叫弟子集合時，打犍槌集眾。這犍槌是梵文Ghanta的音譯。我們也講過，犍槌大約指的是木梆或金屬報時器。早期佛經翻譯中，可能也有把鼓譯作犍槌的，但是，據研究，梵文中表達“鼓”的詞語有好幾個，翻譯時，越來越不把Ghanta譯作鼓，而把鼓和犍槌區別開來。譯作鼓的，梵文中大致有三個詞語。一個是Bheri(音譯也作“陛哩”)，這是古代南亞次大陸一種罐狀的鼓。一個是Dun-dubhi，這是一種大型的罐形鼓。還有一個是M-rdanga，是一種小型的鼓。據西洋人說，Bheri大致相當於西方的Kettle-drum(罐鼓)，Dundubhi則為“大罐鼓”，Mrdanga則相當於西方的Tabor(小鼓)。不過在漢文佛經翻譯中，這些鼓統一譯成鼓，難於區別。只是在提到“大法鼓”“天鼓”的時候，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必定指的是大鼓啊！
釋迦牟尼佛對鼓的質料、擊鼓的人、安置鼓的地方等細節，也作了明白的教示：
諸比丘布薩時不肯時集，廢坐禪行道。以是白佛，佛言：“應唱'時至！'若打犍槌，若打鼓，若吹蠡。”諸比丘便作金銀鼓。以是白佛，佛言：“應用銅、鐵、瓦、木，以皮冠頭。”不知誰應打，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沙彌，守園人打。”彼便多打。以是白佛，佛言：“應三通打！”打竟，懸著中庭。外人來，數打；……或雨濕，不作聲。以是白佛，佛言：“應舉屋下屏處。”有客沙彌次打，不知處，失時節。以是白佛，佛言：“舊住人應打。”“聽蓄僧鼓、和鼓、四方僧鼓，備豫一鼓。”(《五分律》卷十八)
補充說幾句：“客沙彌”指新來的原非本寺院的沙彌，“次打”是輪班挨到打鼓的差使，“不知處”是不知道準確的時間(“處”在這裡義近於鍾點的那一“點”)，“備豫一鼓”，是說各種鼓都應有一個備份。上面引文提到的那些鼓是什麼樣子，咱們就不知道啦。可知的是，那時寺院中備有不同式樣不同用途的多種鼓。佛在這裡的教示，是要把鼓安置在有屋頂的房子之內，以防天陰雨濕，鼓聲不起。這一點，後來的漢化佛教寺院是嚴格地執行了。
前面我們講到，釋迦牟尼佛親自指導比丘擊鼓集眾，這樣作，主要是為了統一學習時間，正如現在上課按電鈴一般。佛經中所見，再有，就是召集僧眾吃飯啦：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五)
佛教還有“天鼓”之說，具體指的是安置在忉〔dao刀〕利天善法堂內的一個大鼓，又用來指稱諸天天人所持的鼓，那就不止一個了。
諸天有三時鼓：諸天、阿修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毘羅園眾花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堂聽善法時，打第三鼓。 (《摩訶僧祗律》卷一)
古代南亞次大陸早期佛教使用鼓的情況大致如上所述。釋迦牟尼佛入滅後，居士中的有財有勢者，如帝王、貴族等，在修行、聽法、供奉時，有時也兼用世俗的儀式：
(烏場國)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記》)
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在克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万之眾，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弦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大唐西域記》卷五)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義淨所見，著名的古代南亞次大陸“佛教大學”那爛陀寺和其他大寺，已經“於寺上閣鳴鼓警眾”報時：
又復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並給漏子，為眾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碗浮內。其碗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湧，細若針許，量時準宜。碗水既盡，沉即打鼓。始從平旦，一碗沉，打鼓一下；兩碗沉，兩下；三碗，三下；四碗，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東隅矣。更過四碗，同前，打四更。复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眾。此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前打鼓一通。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
我們注意到，“寺上閣鳴鼓”的那個閣，似乎已經是鼓樓的雛形了。義淨還講到莫訶菩提寺和俱尸那寺等寺院用“漏”並打鼓的事，說那些“漏”都是國王所施。義淨很希望也能在中國的寺院中推行：“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可是，這件事終究沒有能在中國唐代的寺院中照樣施行。我們想，大約是由於有兩種阻力之故：
一種阻力是，自古以來，中國各個城市中都有報時的“譙樓”之類建築設置，由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城皇宮，更是“絳幘〔ze 則〕雞人報曉籌”。政府是不願將報時權出讓的。
另一種阻力，則是由於唐代政府部門多處用鼓，因而使寺院打鼓無形中受到限制。主要是由於唐代有“街鼓”和“聽鼓坐衙”這兩項製度之故。據筆者所見，蕭默先生所著《敦煌建築研究》一書的“佛寺”一節內有引據極為正確與完備的論述。早於此，則戴望舒先生的名作《讀〈李娃傳〉》(收在《小說戲曲論集》中)一文，結合鄭生不能犯夜禁的情況，有諸多的引據與說明。下面所述，均不出兩位先生所引所論。不過是為了在此處說明問題，筆者再來綜合一番罷了。
唐代在京城長安，後來還推行到東都洛陽，厲行夜禁。天晚了，晝漏既盡，從順天門(神龍元年後改稱承天門)起始擊鼓，各坊裡均關閉里門，官街(大街)上斷絕交通。人們只能在坊里之內往來。直到五更三籌，再擊鼓，各坊里門復開，官街上始聽人行。這是馬周出的主意：
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眾。 (馬)週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眾，令罷傳呼。時人便之。 (《舊唐書》卷七十四《馬周傳》)
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guo 郭〕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舖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撾，辨色而止。 (《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上》)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冬冬”，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xiao消〕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為《渭川歌》，詞云：“遮莫冬冬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倘借問，報導玉山頹。”(唐·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厘革》)
《唐律疏議》卷二十六“雜律上·犯夜”條更有明確的規定與說明，請讀者自行翻閱，不贅引。這種白宮門鼓到諸街鼓的連續擊鼓，真是震天動地，哪有寺院參與的份兒呢！上引道人裴翛然的詩，《全唐詩》中所載，詩題作《夜醉臥街》，那是要“捉將官裡去”的呀！再看對大少爺整日閒逛的描寫：
一直到北宋，還沿襲這種作法：
京師街衢〔qu 渠〕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ji 際〕制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冬冬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則京師之製也。 (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上)
上引蕭默先生書中，引據敦煌壁畫的寺院圖等，顯示出唐代寺院的後進房舍中有小樓形狀的鐘樓與經藏相對，但是沒有鼓樓。亦請讀者參閱。
此外，唐代還有“聽鼓坐衙”的製度：
唐國風法：官人政理一日兩衙：早衙、晚衙。須聽鼓聲，方知坐衙。公私賓客候衙時即得見官人也。 (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第250條)
按，唐代官府坐衙治事，早晚各一次，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二：“白頭老叟府中坐，早衙才退晚衙催”，說的就是這番光景了。又，上引白氏集卷二：“城上冬冬鼓，朝衙复晚衙”，說明擊鼓坐衙乃當時常規也。李商隱《無題二首》：“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斷蓬。”說的就是聽“衙鼓”去應卯，而非“街鼓”。
再有，就是建鼓樓以備擊鼓報警，兼作報時之用的事。
(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北史》卷四十三《李崇傳》)
按，這裡說的是“諸州置樓懸鼓”。至於首都的鼓樓，建置更早：
(洛陽建春門外)陽渠北有建陽里，里內有土台，高二丈，上作二精舍。 ——趙逸雲：此台是中朝時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 (《洛陽伽藍記》卷二“龍華寺”條)
趙逸是北魏時人，《北史》、《魏書》均有傳。 “中朝”是南北朝時期習語，指西晉。有趣的是，此種擊鼓防盜賊的作法，到唐代還在使用，並且不限於在鼓樓上。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在日本遣唐使的船順著大運河向北方進發時，為了保護使節及其貢品，中國的隨行護衛人員在晚上乾什麼呢：
通夜打鼓。其國之風：有防援人，為護官物，至夜打鼓。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第16條)
政府如此頻繁用鼓，寺院自然退避三舍矣。
北宋時，都市內商業更加發達，貿易日夜繁忙，宵禁逐漸被迫取消。宋太祖頒詔廢夜禁，宋仁宗時又廢街鼓。導致南宋時的青年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街鼓了：
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十)
南宋以下，作為漢化佛教本土化的教派，禪宗大盛，並向普及化與世俗化發展。禪宗的寺院建置方式逐漸在全國推廣，明代而還，幾成寺院定格：山門殿與天王殿之間院內，必建鐘鼓二樓：東鐘西鼓，也就是左鐘右鼓(以從天王殿面向山門為準)。鼓樓內懸有一個“大鼓”，配合鐘樓的鐘敲擊，“晨鐘暮鼓”。奇怪的是，鐘樓的大鐘，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夜裡可以敲“幽冥鐘”(夜半鐘)，就是在白天，也可以應施主的祈求，由施主自己來敲擊求福，筆者在杭州淨慈寺就見過。可是，單獨擊鼓樓的大鼓來求福的，尚未見過。這似乎暗示著，鼓雖能與鍾相配成組，究竟是後來的，還不能僭越以希圖非分呢。
倒是在殿堂內的鼓，使用頻繁。除了唄器中的鼓類器物，我們已經在前面介紹過以外，殿堂內單獨使用的鼓，就是法鼓和茶鼓了。此二鼓設於禪宗寺院法堂內，東北角設法鼓，西北角設茶鼓。近現代漢化佛教寺院多沿用此種設置法，但在沒有設法堂的寺院內，則將此二鼓安置在大殿。
蕭默先生並引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三“禪教類”條：
天明開淨，首座率大眾坐堂；聞一通鼓，首座大眾上法堂；二通鼓，知事赴參；……
證明寺院中用鼓集眾。當然，用鼓集眾，如我們前面引述過的，佛祖早有垂示，佛經中也早有擊鼓集合的例證。不過，中國禪宗寺院用此，說不定還是從官府坐衙悟出：此種集眾之法可以沿用呢。要注意的是，這個鼓是法鼓。
法鼓，漢譯佛經中習見，例如：
又見佛子，定慧具足。以無量喻，為眾講法。欣樂說法，化諸菩薩。破魔兵眾，而擊法鼓。 (《法華經·序品》)
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法華經·序品》)
惟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擊於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普雨大法雨，度無量眾生。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遠音。 (《法華經·化城喻品》)
此經中的“法鼓”這個專名詞，大約是用來翻譯梵文中的Dharma-dundubhi這個詞語的，顯然指真正的鼓，比喻釋迦牟尼佛說法。可是，中國南北朝以還，詩文中也經常使用“法鼓”：
法鼓瑯以振響，眾香馥以揚煙。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
法鼓朗響，頌偈清發。 (南朝宋·謝靈運《山居賦》)
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 (南朝宋·謝靈運《過瞿溪山僧》詩)
雷乘法鼓，樹積天香。 (北朝週·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 (唐·沈佺期《白鶴寺》詩)
兩廊振法鼓，四角吟風箏。 (唐·李白《登瓦官閣》詩)
這些詩文中的“法鼓”，有的還是指佛說法。可是唐人注《昭明文選》，李周翰就在《遊天台山賦》我們前引的那兩句之下作註說：“法鼓，鐘也。”此後，直到清代，注家翕然從之。如倪璠〔fan 凡〕《庾子山集注》卷十二中，注《佛龕銘》那兩句，依然說：“法鼓，鐘也。”這就說明，一則，把“犍稚”譯作“鐘”，如前所述，是總括性的譯法。唐代人也知道古代南亞次大陸原始佛教沒有那麼多響器，因而想當然地認為，經中的“法鼓”指的就是鍾啦。二則，唐代寺院中用鐘不用鼓，因而自然而然地認為法鼓就是鍾啦。
可是，後來的寺院中，法鼓就肯定是真正的鼓啦。連帶來說，茶鼓自然也是鼓。它們的用法，則如《敕修百丈清規》卷八所說：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參，普說，入室，並擊之。擊鼓之法：上堂時三通，小參一通，普說五下，入室三下。皆當緩擊。
茶鼓長擊一通，侍司主之。
齋鼓三通，如上堂時，但節會稍促而已。
普請鼓長擊一通。
更鼓早晚平擊三通，餘隨更次擊，庫司主之。
浴鼓四通，次第候眾擊，知浴主之。
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準。若新住持入院，諸法器一齊俱鳴。
以上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要補充的是：佛殿廊下有時也立一鼓，為齋、浴、普請(全寺一起到寺外參加農林副業勞動)時擊鼓用。此外，為已故僧人送葬時，也擊普請鼓；高僧忌日上堂誦經追悼時，也擊法鼓集眾。現當代的城市中的寺院內，由於大部分僧人已經佩戴手錶，又有電鈴等設備，所以擊鼓之法往往只在說法集眾時使用了，所謂“鼓聲才動，大眾雲臻”者是也。
需要說明的是，茶鼓乃是漢化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創造。眾所周知，飲茶是中國人的發明。僧人特別愛飲茶，連茶聖陸羽都是佛寺出身。飲茶與坐禪關係密切。茶鼓，則是召集僧人用茶的，乃寺院專用：
詠此二詩，宋代佛寺於傍晚敲茶鼓之情狀，聲聲入耳，歷歷在目矣。
宋代以還，禪林有在鳴鼓會茶時介紹新來掛搭的僧人的常規：
撫州明水遜禪師在法雲侍者寮時，道林琳禪師掛搭。方丈特為新到茶。遜躬至寮請之。適琳不在，有同行與琳聯案，曰：“汝去。俟渠來，我為汝請。”遜去，僧偶忘之。齋後鳴鼓會茶，琳不到。圓通問曰：“新到在否？”趣請之。琳到，圓通令退坐榻立，眾前責曰：“山門特為茶，以表叢林禮數。因何怠慢，不時至？”琳曰：“適聞鼓聲，忽內逼，趨赴不前。”圓通呵曰：“我鼓又不是巴豆，擊著爾便屎出！”遜前白雲：“是某忘記請之。某當出院。”時同行出眾曰：“不干侍者與新到事，是某不合承受，為渠請，偶忘記。某當代二人出院。”圓通高其風義，並宥之。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這則故事，生動地顯示出會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