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符經》的出現，是對我國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論總結。它的問世及廣泛傳播，表明我國古代人民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科學傳統和科學精神。
在戰國時代，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年)就說過，與其崇拜天而讚頌它，不如把自己該干的事干好。荀子堅信，努力生產就一定富足，人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必去敬拜鬼神。那個時代，人們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可以抵禦水旱災害；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提高了產量；醫學有很大發展，可以挽救很多垂死的生命；人們通過數學運算，能夠預測日月五星的運行。人們想，天上的星星怎麼走都能掌握，那麼還有什麼不能認識、不能掌握的呢！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們充滿了自信。後來，社會生活雖屢經變遷，但人們征服自然的信心並沒有消失。
但是，人們的要求有時超過人們的實際能力。人發現藥能治病，於是就想，假若有一種藥，能讓人永不得病，不就可以不死了嗎？不過這樣的藥不是普通的藥，而是一種特別好的藥，於是就到處去尋找，後來又自己煉製，企圖使自己長生不死。
還有一些人，企圖冬天製造出雷電，而夏天造出冰塊。唐代末年，譚峭寫了一本《化書》，說有些人想移山造河，有些人想製造動植物新種，甚至想讓馬兒飛，想讓魚兒跑。
古人的種種奇想，有些是根本不能實現的空想，如長生不死。有些則是有益的科學幻想，一旦條件具備，就能實現。
奇想會導致荒唐，奇想也推動著人類進步，人們為實現這些奇想而不斷前進，這就日益使人們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至少是在魏晉之際，一部《龜甲經》上寫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這樣的話，後來被許多道教著作反復引用。
中國古代，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有三種主張：無為的、順天道的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無為的主張以老莊為代表，他們主張保持事物的本性，否認人為地干涉事物的自然過程。他們反對絡馬穿牛，反對使用機械，甚至反對一切技術進步，反對一切認識活動。第二種主張順從天道，這是中國古代佔統治地位的傳統。這種傳統不反對人為，但認為人為只應是幫助自然界，或叫幫助天，去完成自然界本來應該完成的過程。比如水往低處流，你開溝渠，引水灌田，導河入海，治理水患，這都是對的。但要想引水上山，旱地行船，這就是不順天道。儒家說的聖人“輔相天地之宜”，聖人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相參”，就是這種主張。第三種傳統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希求成仙的煉丹術士。人有生就有死，這是自然過程，是天道，但他們卻要讓人不死，其手段是千方百計煉製丹藥和黃金，然後服食，或者千方百計進行身體鍛煉。他們相信，只要方法正確，就能達到目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受天道的局限。
絕對的無為，就不會有人類一系列的進步；只講順從天道，也會大大束縛人的手腳。比如農業上“天時”、“土宜”是天道，但有人囿於土宜的原則因而排斥引種、移植。主張“我命在我”，其極端就是不顧客觀規律，這是煉丹術士們煉金不成、求仙失敗的根本原因。不過，主張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畢竟是在人與自然關係上最積極的主張。假如和順從天道相結合，就會是一種既積極、又慎重的正確主張。
人們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實踐活動，有許多都是既順從天道又積極行動的實踐活動，並且也有相應的理論表現。如《呂氏春秋》中《尚農》四篇，就一面主張順從天道，一面主張積極地改良土壤。唐代劉禹錫主張“天人交相勝”，就是企圖從一般原則上把人類改造自然的行動和順從天道結合起來。
但是在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把二者結合起來的企圖有的只限於某些局部，如《呂氏春秋·尚農》等講的只是些農業生產中的局部問題；有的則往往偏於一面，如把絡馬首穿牛鼻也說成是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有的則把二者從時間上和空間上分開。如荀子主張“制天命”，卻又主張“不與天爭職”。如劉禹錫主張有時天勝人，有時人勝天，有些問題上天勝人，有些問題上人勝天。一般說來，他們都沒有能夠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陰符經》中，順從天道和改造自然達到了有機的結合。順從天道是前提，而天道的基本內容是五行生剋，懂得了五行生剋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這樣，順從天道的本身包含著對自然的積極改造，而改造自然本身又是遵循著天道，二者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統一的，不是分開的。同時，它也不只是對某些局部情況的說明，而是人和自然關係的普遍原則。
《陰符經》所闡述的原則，既是對我國古代人民與自然界實際關係的總結，也影響著我國古代人民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
我國古代科學，曾經長時期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其中許多發明創造，都是自然界本來沒有的東西：如紙，如火藥，它們都是人類創造才能的產物。至於人們改造自然的思想，則比人們改造自然的實踐跑得更快，更遠。
《陰符經》的主張，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要求獲得了一種理論的形式。所以在《陰符經》以後，人們就常常援引《陰符經》，把它作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想根據。
思想來源於實踐，然而人們的思想往往比人們的實踐要跑得更快，並且會帶動和引導人們的實踐。當人們在一個方面有了創造發明以後，就希望在另一方面也有創造發明。當人們在幾個方面有了許多創造發明以後，也往往會不自覺地誇大自己的力量，甚至會做出一些荒謬絕倫的事情。
《陰符經》出現以後，首先還是受到希求神仙長生的道士們的注意，並且成為道教的經典。道士們利用《陰符經》，為自己希求神仙長生辯護，為道士們施行的各種法術進行辯護，其中最重要的是呼風喚雨。
宋代道教，興起了一個新的道派：雷法派。他們的宗旨，是“祈天福國，弘道化人，役使雷霆，坐召風雨，斬滅妖邪，救濟旱澇”(《清微神烈秘法·雷奧秘論》)。他們的領袖人物不斷受到皇帝的召見和重用，其中林靈素最得宋徽宗寵信，甚至權傾朝綱。這一派的理論就深受《陰符經》的影響。 《清微道法樞紐》說：
師曰：黃帝雲：“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心。”知此道者，我大天地，天地小我。
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人皆神其神，唯聖人則不神所以神。
法也者，可以盜天地之機，窮鬼神之理。
可以說，這一派的創立、發展，與《陰符經》思想的流布直接相關。呼風喚雨是巫術。它是原始巫術的繼續和發展，又是一種新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新的歷史條件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征服自然的實際能力又趕不上思想所提出的要求，於是，這種本質上是合理的、積極的思想就表現為一種荒謬的行為。不過，類似的情況不僅出現於中國，也出現於西方。
據美國哲學家梯利(Frank Thilly，公元1865—1934年)所說，西方近代科學興起之前，在整個歐洲開始覺醒起來的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歐洲人首先熱衷的也是巫術和迷信。他們希望通過各種秘密的技術和神秘的方式，同精靈交通，發現自然界的奧秘，達到征服自然的目的。梯利說，這種思潮荒誕而迷信，但它標誌著進步，它面向未來，試圖研究和控制自然，是近代科學的先驅。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的迷信成分將被剝除，煉金術演化為化學，占星術演化為天文學，巫術演化為實驗。
元末明初，劉伯溫作《鬱離子》。其《天地之盜》篇講：人，是天地之盜，但只有聖人懂得盜。盜，不是“發藏取物”，主要是“執其權，用其力”。如春種秋收，高處建房，低地鑿池，水上行舟，因風作帆。一般人不懂得盜，以至於“遏其機，逆其氣”。甚至只知道無限制地盜取自然界的物，這就要造成“物盡而藏竭”。劉伯溫把前者叫作“天地之盜”，而把後者叫作“人盜”。
劉伯溫的思想已經剝除了荒唐的成份。但是，無論是呼風喚雨的巫術還是劉伯溫的思想，都沒有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
《陰符經》的思想表明，中國古人，和西方古人一樣，也強烈地要求認識自然、征服自然。他們不僅付諸行動，而且有相應的理論表現。中國的悲劇在於，近代社會沒有給這種願望提供充分發展的條件。
清朝末年，楊鼎臣寫《陰符經解》，他說：老子崇拜柔弱，《陰符經》主張剛強；老子崇拜愚昧，《陰符經》推崇智慧。這就是說，在道家陣營內部，也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