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子》的批評早已存在。煉丹家葛洪批評《老子》，因為它對丹道和長生術講得太少。但別人對《老子》的批評，主要是說它危害政治。
魏晉時代，政局混亂，士大夫們喜歡不著邊際的閒談、聊天，後人稱為“清談”。清談的內容，主要是《老子》和。不少人做官以後，不認真辦事，卻沉醉於清談。後人批評他們對國家不負責任，造成了政治敗壞，社會動亂，用古人的話說，是因為他們喜歡清談而誤了國家大事，叫作“清談誤國”。由於清談的內容是《老子》、，所以人們又往往把誤國的責任歸於《老子》、。上一節提到的唐太宗批評梁元帝，就是批評《老子》誤國的一個例子。
不過唐太宗以後，唐代國家對《老子》的尊崇甚至超過清談時代，但仍然出現了“開元之治”(公元713—741年)一段政治較好的時期。誤國的責任，不一定要由《老子》承擔。
唐代後期，堅決批評《老子》的是著名文學家韓愈。韓愈說，《老子》反對仁義，敗壞國家政治。它的信徒們(道士)不納稅，不服役，加重了生產者的負擔。長此以往，國家必定又貧又弱。所以他建議國家應該拆毀道士們的宮觀，命令他們還俗，去做一個為國家服務的公民。
宋代理學家們也批評《老子》。他們認為，在要求修養心靈、節制慾望方面，他們和《老子》的主張是一致的。但是，修養之後，他們的歸宿是理，《老子》卻歸宿虛無。理，就是忠孝、仁義、禮智，就是三綱五常；虛無，那就不知他要遵循什麼，要怎麼做。所以他們認為，《老子》的主張要不得。不過在後人看來，他們的主張，許多是和《老子》完全相同的。
明朝末年，天下大亂，後來清兵入關，明朝徹底滅亡。一些明朝的知識分子，把原因歸結為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的學說氾濫。他們認為，王守仁的學說，名為儒學，實為禪宗。它教人不關心實際事務，一天到晚去探討和實踐心靈的修養，和一個和尚差不多。大家都不好好辦事，國家怎能治理得好？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是個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是偉大的哲學家。他認為，王守仁的學說根子在禪宗，禪宗的根子在老莊。因為佛教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人們弄不懂，不得不用老莊的意思去理解它。因此，是老莊的思想幫助了佛教傳播，佛教中又沾染了不少老莊的精神。因此，要批判王守仁學說，必須批判佛教禪宗；要批判禪宗，必須批判老莊。
王夫之認為，老莊思想，教人對社會不負責任。這種思想對社會的危害，超過了洪水猛獸。王夫之說，危害社會的，不只是那些殘忍暴虐的傢伙。有些人，幹壞事不努力，干好事也不努力，一切事都漠然置之，好像一個毫無情感的死人，每天只是悠哉悠哉地保養自己。刀割他也不覺痛，火燒他也不覺得熱，麻木不仁。這樣的人多了，天下就分崩離析，老百姓的疾苦沒人問，國家的前途命運無人關心，就是皇帝被殺他們也無動於衷。他們不辨善惡，不講忠孝，認為一切都差不多，都那麼回事，與我不相干。這樣的危害，不比洪水猛獸還厲害嗎！
王夫之說，這樣的思想，老聃、莊周提倡在前，魏晉時代的人們鼓吹於後，以至於敗壞了天下的風氣。王夫之認為，像莊周那樣的言論，千言萬語，不過是一個投機取巧，看到難處就躲閃。他要求人生的旅途必須是萬里無雲，一片清澈。有一絲雲彩他就覺得悶頓。所以他把人生視作危途，把天地之間看作一個大靶場，覺得處處都是陷阱，想讓自己成為一塊沒用的朽木，以此來逃避社會和人生。王夫之說，這是小人的思想狀態，一個有作為的人不應如此想。
王夫之指責莊子創造了一系列隱士的形象，並且還說堯舜也把做君主看作負擔，左顧右盼，想找人替代。這些形象，足以惑亂天下。莊子還借隱士之口說：我不願意當皇帝！王夫之嚴厲斥責道：假若說果真因為一句話就可以導致亡國，那麼就是這句話。
王夫之的指責並非全無道理。老子和莊子確實講了許多消極的話。但是，前人留下的思想資料很多，人們信什麼，不信什麼，不僅決定於當時的現實，還決定於他自己對待現實的態度。
新時代的有為青年，可以理解老子和莊子的處境，承認他們思想的深刻，借助他們的哲學學說提高我們的理論思維水平，而不應學習他們逃避現實的處世態度。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不顧身，才是新時代的中國人應有的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