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鈃又稱宋(徑字彳換牜)〔keng坑〕、宋榮子，大約生活於戰國中期，稍早於莊子，和孟子約略同時。他和尹文的詳細情況今天已無法知道，著作也沒流傳下來，但戰國時代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他們，說明他們在當時影響很大。
根據這些文獻資料知道他們反對戰爭。有一次，宋鈃要到楚國去，碰到孟子。孟子問他去幹什麼？他說要說服楚秦兩國罷兵。孟子問他怎麼說？他說要指出戰爭對誰都不利。孟子說這樣不好，大家為利害關係罷兵，也會把利害關係作為待人處世的基礎，那樣天下就大亂了；應該用仁義說服他們才好(見《孟子·告子下》)。由此看來，宋鈃的做法和說法都近似墨家，不同的是墨家常常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幫助弱者，宋鈃則只想通過說服，讓大家停止爭鬥。
他們認為，戰爭和兩人打架一樣，根源在於把別人對自己的欺侮當成了恥辱。假如受了欺侮，卻不認為是恥辱，就不會打架，也不會打仗，這叫作“見侮不辱”(《莊子·天下篇》)。荀子反駁說，爭鬥並不是因為感到恥辱，而是因為不願受欺侮。比如有人偷了你家的東西，你奮起和他爭鬥，難道是感到恥辱了嗎？荀子說，宋鈃不能消除人們不願受欺侮的怒火，卻讓人們不把欺侮當成恥辱，這太過分了。他們一心想讓天下安寧、穩定，讓老百姓能保全生命。他們不主張復仇，就是被下牢獄也不以為羞恥。他們到處遊說，人們不願聽，還是喋喋不休，因此常常遭人輕蔑。
他們認為，人的慾望是很少的。有人自己慾望很多，就說大家都是如此，這是在為爭鬥和戰爭辯護。他們從自己做起，盡量減少自己的需求。他們常常說：只要有碗淡飯也就行了。他們常常吃不飽，卻始終不忘天下的人民。 《莊子·天下篇》說，宋鈃、尹文一心救世，真是高尚的人啊！
他們和別人交往，首先要人們去掉偏見，衝出由於各種原因所造成的認識局限。比如說，自己的孩子不好，卻以為很好，這是偏見。偷東西的人，只想著東西好，卻不想會被人抓住，也是偏見。他們希望大家的心能夠包容，包括忍受侮辱，也包括全面地看問題。
據《呂氏春秋·正名篇》記載，尹文見到齊宣王，齊宣王自稱好士。尹文問，什麼叫士？齊宣王答不上來。尹文說，假使有個人，為人忠孝，又講信義，算不算士？宣王說算。尹文又說，假使此人在大庭廣眾之上受了侮辱卻不爭鬥，算不算士？齊王說，這樣就是個懦夫！尹文說，他雖然是個懦夫，但並沒有失去忠孝信義，怎麼又不算士了呢？齊王答不上來。接著尹文講了一番治國應賞罰分明的道理。在這裡，他揭露人們概念中的矛盾，力求弄清概念和實際的關係，所以班固把他算作“名家”。
《管子》一書，其中有《內業》、、《白心》等篇，有些現代學者認為是宋鈃、尹文學派的著作。這種意見在學術界已經得到了廣泛贊同，所以在這裡介紹一下它們的內容。
書中說道：“氣聚為生，氣散為死。”《內業》篇說，氣中有精：“精也者，氣之精者也。”精氣，是使所聚之物有生命、有智慧的東西：“凡物之精，比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也就是說，五穀之所以有生命，日月星辰之所以有光耀，就是因為有了精氣。天地間的鬼神，人的精神活動，都是精氣和精氣的作用。因此，精氣對於人非常重要。人的智慧，人的道德，都要依賴精氣的存在，所以應該保持它：“敬而無失。”保持的方法，不能依靠強力，而只能依靠德行：“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所謂德行，就是要保持心靈的寧靜和虛廓。 《內業》篇把身體比作房舍，把精氣比作居住者，只有把房舍打掃乾淨了，精氣才會到來。
精氣存在於體內，人就心情平和、道德高尚、身體健康、聰明智慧。善惡藏於胸中，必定表現在臉上。善惡的表現，就是胸中那善惡之氣的外露，它們就像電磁波一樣向外輻射。善氣讓人親近，惡聲惡氣就像用刀槍刺人。賞罰有時不足以服人，善氣卻可使天下人心悅誠服，這是聖人教化天下的根據。
我們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有無生命的，有有生命的，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智慧的。 《內業》篇的精氣說，就是對生命和智慧現象的解釋。對生命和智慧的根據作出說明，是人類思維的一大進步。
《白心》篇講“建常立有”，講“以靜為宗”。常就是永恆。推崇常，推崇靜，和《老子》思想是一致的。不論這幾篇是不是宋、尹學派的作品，它們的思想傾向和老子、莊子是有共通之處的。
據《莊子·天下篇》說，彭蒙等人的學問，處心公正，沒有偏私，好像沒有主見，不思慮，不計謀，對事物無所選擇，一視同仁。他們知道事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有所選擇就不能全面，有所教導就不周全，所以他們把一樣地看待萬物作為思想基礎。
田駢的老師是彭蒙，彭蒙還有自己的老師。彭蒙的老師說：古代得道的人，不過是不說是，也不說非罷了，所以他們也不講是非。大家都講是非，他們不講，所以常常和大家意見相反，得不到擁護。由於不講是非，不免陷於圓滑。據說田駢有一次見到齊王，齊王問他如何治理齊國。田駢說，依我的意見，不去治理就得到了治理。就像木頭，你不加工，它可成為各種各樣的材料。你加了工，把它解成板，就不能再用來作柱子，所以你還是自己想一想如何治理齊國吧。田駢繼續說：這還是淺顯的道理，從更大的範圍看來，不單是治理齊國。我的主張，能適應各種各樣的變化，因循事物的天性，一切問題都可以處理得當。
三人之中，只有慎到的著作有一部分留存下來。 《莊子·天下篇》說，慎到拋棄自己的知見，辦事只是根據不得已，把聽任事物自生自滅當作道理。慎到認為，對於事物，有認識的，就有不認識的，用已有的一點知識去處事，必然壞事。他嘲笑那些崇尚賢能的主張，並且蔑視禮義，不守規矩，甚至攻擊天下的聖人。別人推一推，他才動一動；別人撥一撥，他才轉一轉。他拋棄了是非，只求苟且度日，什麼事都無所用心，甚至前後左右都不知道。他認為，那無知的東西，沒有主張，不會招來禍患；無所用心，沒有思慮之苦；誰也不讚揚它，但因此也沒有批評。所以人們的修養，到達無知的境地就到頂了。英雄豪傑們嘲笑說：“慎到的主張，是死人的道理，不是活人的道理。”
從殘存的《慎子》數篇看來，慎到主張治國一要立法，二要因循。因循就是隨順事物的本性。比如臣子為君主服務，是想得到利益。你應該給他們利益，而不能只要求他為你服務。這是隨順人情。臣子們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君主應兼容並包，用其所長，使他們各守本分，不能兼職，不得逾越。君主也有自己的本分，不該親自處理具體事務，和臣下爭功。君主事事躬親，國家就要亂套。
慎到認為國家應有法令，使大家有共同的行為標準。一切根據法律行事，可以杜絕某些人的非分之想。君主的親屬或關係親近的人，也不該逾越法律，因為設置君主是為了天下人，不是讓天下人為了君主。所以即使是不完備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強。假如君主不守法律，隨心所欲，必然賞罰不均，產生怨恨。
慎到早於韓非，他的學說，是道家哲學和法家政治主張的最早結合。
楊朱是位隱士，他的生平事蹟無法查考。有人說他比老子還早，有人說他曾做過老子的學生。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說，人們發表言論，不是擁護墨子，就是擁護楊朱，可見在孟子生活的時代，楊朱的影響已經非常大了。
依孟子的說法，楊朱主張“為我”(《孟子·盡心》)，是個極端自私的人，讓他奉獻一根汗毛他都不干。有人解釋說，楊朱的意思是，今天你要我一根汗毛，明天就會要我一個指頭，後天就會要我一條胳膊，大後天就是我的命，不是說一根汗毛多麼重要，而是說不能開這個頭。
按照韓非的說法，楊朱不過是認為自己的生命比什麼都重要。他主張不到正在打仗的、危險的城市裡去，不在軍隊里工作，就是用整個天下換他小腿上的一根毛，他也不干。因為天下是身外之物，汗毛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漢代的《淮南子》則說楊朱不願為追求身外之物而疲於奔命。
這些人的理解有一點相同，就是說楊朱愛惜自己的生命，不願為國家服務。孟子說，不願為國家服務，就是不把君主放在眼裡；不把君主放在眼裡的人，就是禽獸一樣的東西。
現存的《列子》一書中，有《楊朱篇》。其中說楊朱是個極端享樂主義者，終日飲酒，和女人鬼混。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列子》書是後來才出現的，《楊朱篇》中的楊朱，是魏晉時代貴族的形象，而不是先秦時期楊朱的思想作風。
還有一些人物，比如關尹，據《莊子·天下篇》所說，他的思想和老子相近，特色不明顯，不再介紹。現存《關尹子》是後人偽造的。類似的情況，還有列禦寇和《列子》書，文子和《文子》書，庚桑楚和《庚桑子》等等。
這些人的思想和行為並不完全相同，所以荀子把宋鈃和墨子看成一派，慎到一般被認為是法家，班固則把尹文看作名家，把宋鈃的著作列入小說家。但他們大都反對戰爭，主張在社會矛盾面前退讓，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宋鈃雖然志在救世，而其救世的辦法，也是要人退讓，受了欺侮而不以為恥。這使我們立刻想到魯迅筆下的阿Q。阿Q僅限於自我安慰，宋鈃卻要把他的主張貫徹到全社會。
對於世界的認識，他們往往反對區分事物的是非、好壞、貴賤，瞧不起把具體事看得太認真的人，主張從一個更高、或更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看到具體事物的後面或上面，還有一個更根本的東西，這就是道。只有得到了道，才能把一個個具體事物處理好。他們的哲學傾向和生活態度，確有和老子、莊子相同之處，所以後人把他們都稱為道家。
他們認為在道的面前，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道對事物一視同仁，決不厚此薄彼。而且這裡決沒有感情的因素，只有一把統一的尺子來衡量事物。把這種格局貫徹於政治，就是靠法令治國，對誰都不講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