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限面前，任何有限的東西都相等，甚至都等於零。螞蟻們打仗，死傷遍地，甚至整個窩群毀滅，也引不起我們同情。因為螞蟻們的苦樂生死，在我們看來，都毫無意義。莊子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他說蝸牛的兩隻角上各有一個國家，一個叫蠻氏，一個叫觸氏，兩國打了半個月的仗，死傷好幾萬，不過為爭一個蝸牛角！在這無限大的天地之間，一個諸侯國不過是一個蝸牛角，他們的戰爭都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站在銀河係以外來看待地球上人類的爭鬥，甚至還不如我們看螞蟻打仗。然而螞蟻的戰爭對於螞蟻自己決不是沒有意義的。有時我們也會覺得許多爭鬥沒有意義，比如哪國的大選不成體統，哪兩個國家又開戰了，我們可一哂置之，那不過是因為我們置身事外。倘若我們置身事內，就決不會淡然處之。甚至身邊瑣事，我們也不願馬虎，它們的大小、多少、榮辱、毀譽、是非、彼此等等，不僅關係著我們的利益，而且可能關係到我們的身家性命。因為我們都是螞蟻戰爭中的螞蟻，是蝸牛角上的臣民。其實莊子也是我們中的一員，但他卻勸我們不要管什麼彼此是非美醜善惡。甚至說根本沒有什麼彼此是非美醜善惡。要我們超脫這“螞蟻群”，然後回頭來用淡漠的眼光看待“螞蟻們”的鬥爭。然而我們自己就是“螞蟻”，超脫不了這“螞蟻”群，怎麼辦呢？就從思想上超脫，在心靈上超脫：裝糊塗，裝聾作啞，對一切都無動於衷，甚至在必要時，人家不守規矩你也不守規矩，人家胡鬧你也跟著胡鬧。
書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被選入了中學課本，影響廣遠。這個故事啟示我們，辦事情要遵守客觀規律。但莊子的本意卻是在告訴我們，在這到處是障礙、甚至障礙盤結難通的世界上，人應該如何在這些障礙的縫隙中保全自己。
莊子這些主張，對於在逆境中痛苦掙扎的弱者，無疑是一付可供呻吟的止痛良藥。但對於那些正在爭鬥、或一心想加入這個爭鬥中的人們，卻不過是一種胡言亂語。一些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家，甚或認為莊子在教人混世，教人對國家、民族漠不關心，甚或認為許多次天下大亂、國家滅亡，都是由於莊子學說在作怪。
在那樣一個時代，莊子以過人的才華，對人生的艱難有深切的體味，他對世道的凶險講得是那樣透切和動人，自然會促成一些人相信他的學說，否認莊子的消極影響是不對的。但是，漢代以後，每個人，不論是識字還是不識字，從小受的都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國家政權又通過各種渠道，將儒家思想貫徹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那些能夠知道莊子、相信莊子的人，都是長期受儒家熏陶的人物。他們為什麼竟信莊子而不信儒家了呢？看來，信不信莊子，不決定於莊子的學說，而決定於當時的現實，決定於相信者自己。
至於莊子自己，首先就沒有貫徹他自己的學說。他要人家不去分什麼是非，不要爭辯，然而他的書，本身就是和主張有是非的人爭辯的產物。並且他認為，自己主張無是非才是“是”，而主張有是非者是“非”。他反反复复地教人家要忘掉一切，要心如死灰，要混，然而他自己就首先不能混，也不願意混。有一次他在河邊釣魚，楚王派人來請他做宰相，他對來人說，你看那烏龜，它是願意讓你們抓住，砍了頭，剔了肉，裝在錦繡的盒子裡，供在廟堂之上？還是願意拖著尾巴在泥裡爬？來人說，為烏龜著想，當然願意拖著尾巴在泥裡爬。莊子說，我就願意拖著尾巴在泥裡爬。有人到秦國出差，秦王賞了他100輛車，回來向莊子誇耀，莊子說，秦王有病，治癤〔jie接〕子的，賞車一輛；舔痔瘡的，賞車五輛。治的病越卑下，得賞就越多，你是不是給秦王舔痔瘡了？
這樣一種性格，這樣一張刻薄的嘴，如何能夠混世！
莊子說過，“夫哀莫大於心死”(《莊子·田子方》)。一個人讀了，如果真的心像冰冷的灰，主要應是他自己的過錯，因為至少他並沒有真正理解莊子。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極端不負責任，也決不能用為自己開脫。
莊子認為萬物都在不停地流轉變化，萬物存在和運動的原因在它們自身，這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運動、變化是與生俱來的本性，因而自己無法控制，他正確地指出了客觀過程的必然性。把世界看成統一的，把事物的差別看作是相對的，也符合實際。莊子的錯誤，在於因差別是相對的就否認差別本身；因事物的流轉變化而否認它們存在的真實性和特殊性；因為過程的必然性而主張安於命運。所以荀子批評他只看到必然和自然而然，看不到人的力量。
和先秦其他思想家相比，老子和莊子較多地研究了一般的世界觀問題，並且都有許多很深刻的見解。他們本人誌趣高雅，不願與他們認為是卑污的世界同流。所以，混世主義者藉老子、莊子為他們自己開脫，高尚的人們也藉老子和莊子來清洗自己的名利之心、鄙吝之念，並且超脫個人的苦樂，追求那高潔的境界。
莊子哲學和老子哲學一樣，也是我國古代寶貴的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