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開始有“內府本”。所謂內府本是宮廷所刻印的圖書。它由內府司禮監主持其事，司禮監下設經廠，有漢經廠、番經廠、道經廠之分。漢經廠專刻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其餘兩廠分別刊印佛經和道經。故內府本又稱“經廠本”。此處刻印圖書，雖然多是大字巨冊，紙墨刻工也相當精良，但因刻書工作由太監主持，校勘方面不夠精確，故不為後世所重。
在中央沿歷代舊制置國子監刻書，由於明初定都南京，後遷都北京，國子監有南、北兩個，故明代有特殊的“南監本”和“北監本”。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元年(1368)徐達攻入元大都北京時，盡收其宋、元雕版，集中於西湖書院。後來全部移交給南京國子監。故明初南監所印圖書大多是宋、元舊版，其中《十七史》最為著名。北監印書都以南監本為底本，所刻不及南監之多，所印有《十三經》、《二十一史》等。
官府刻書中還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的刻書，而以蘇州府為最多，淮安府次之。另外，很多府、縣也刻本地方志。
明朝還有藩府刻本。這是明朝刻書的一大特點。由於明代分封制度，將皇帝子孫分封為各地藩王。這些藩王有的注重校刻書籍，著名的有寧藩、吉府、趙府、德府、潞藩等。他們刻印的書稱為“藩府刻本”。藩府刻書以寧獻王朱權和晉莊王朱鍾鉉最為著名。藩府所刻的書，多以中央賞賜給他們的宋元善本為底本，加上豐富的物質條件和自身學術造詣，故多有佳品。嘉靖年間(1522～1566)晉藩所刻諸總集，萬曆年間(1573～1620)吉藩所刻諸子書，崇禎年間(1628～1644)益藩所刻諸茶書，都是很有名的，號稱藩府三大傑作。
明代私人刻書上承宋、元風氣，沒有多大變化。弘治以後私人刻書日益增多。嘉靖以後更為興盛。著名的有吳縣的袁褧的“嘉趣堂”，顧春的“世德堂”，蘇州徐時泰的“東雅堂”，晁瑮的“寶文堂”，洪楩的“清平山堂”，葉盛的“菉竹堂”等。他們除刊印古籍外，還翻刻著名的宋、元圖書。明代私人刻書能積極採用先進技術，如前面提到的無錫華家和安家採用銅活字；吳興凌氏、閔氏的套版印刷等。
在私人印書方面有一個傑出人物是毛晉。他根據所藏善本校刻了很多書，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經註疏》、《十七史》、《六十種曲》以及許多唐、宋人的詩文集等。他所刻書都以他的“汲古閣”為牌記。許多書商都到常熟他那兒販運他的書。為了印書，他向紙坊定制的紙張俗稱“毛邊”、“毛泰”。
書坊刻書事業，明代以福建最盛。其中“勤有堂”、“萬卷堂”、“慎獨堂”等，均有上百年的歷史。杭州、四川在明初也是刻書中心。嘉靖以後到達江南一帶。萬曆、崇禎年間南京、蘇州的書坊盛極一時。刻書內容除承前代適應群眾學習和日常生活需要外，還自行編輯書籍，特別是類書、讀本、小說之類。
明代的圖書刊印事業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佛教經籍刊印著名的有洪武五年(1372)的《南藏》，永樂八年(1410)的《北藏》和萬曆十二年(1584)的《續藏》。正統年間(1436～1449)刊印的《道藏》則是現存唯一的道藏版本。明代印書方面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崇禎時期用木活字印行《邸報》，是我國用活字刊印報刊的開端。
清代的官刻圖書，由武英殿負責，所以叫“殿版”。所刊均為“正經”、“正史”和“禦撰”、“御批”、“欽定”的書。它以康熙朝版為最精。殿版書中有採用活字印刷的，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套印從順治年間就開始了。
私人刻印圖書在清朝有不少精品。如徐乾學主持校刊的《通志堂經解》是用手寫體上版雕刻的，刻工精緻。王士禎的《漁洋精華錄》是當時著名書法家林佶書寫後上版的。
乾嘉時的藏書家和校勘家也刊印圖書，著名的黃丕烈的《士禮居叢書》，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等。底本優良，校勘工細，是佳品。
刊刻叢書是清代刻書的一大特色，除上面談到的外，有專門蒐集一地或一姓著作的《郡邑叢書》和《氏族叢書》，如宋世犖編的《台州叢書》，祝昌泰的《浦城遺書》等等，對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也很有作用。
清代坊刻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多半轉入以售書為業，坊刻逐漸衰落下去。
明代版圖書，在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體款式都沿襲元代式樣。只有經廠本獨具一格，版框寬，界行疏，字大如錢，多有句讀，黑口雙邊。紙墨、刊印都精，字體用趙孟孟頫體，包背線。萬曆年間因文化上提倡復古，書的風格也為之一變，仿北宋的白口，版式與北宋大體相同，字體也用歐、顏書法，但較板滯，紙張多是上等白棉紙，潔白細潤，墨色鮮明。萬曆以後，黑口又逐漸增多，以後黑、白書口就都常見了。字體方面，發展為方整的字體，漸漸成機械式圖案，明末清初演變為橫輕直垂，四角斬方的方塊字，當時的刻工把它叫“宋體字”，清朝一直沿用。 19世紀鉛活字印刷興起後，它又被用來鑄造鉛字，而成為標準的印刷字體，現存的印刷行業稱之為“老宋體”，明代中期線裝書出現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線裝書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