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和封建中央集權制進一步鞏固時期。由於社會的基本穩定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力強盛，反映在文化學術方面也十分興盛。
從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在思想領域裡占主導地位。當時的儒家學派，又有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學派。他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書中推崇春秋公羊學，闡發“春秋大一統”的思想，並雜湊陰陽五行學說，對自然和人事作攀附，建立“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思想體系，其中包括了以後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推崇的“三綱”、“五常”等說。它對我國封建制度及其倫理道德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深刻影響。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東漢班固等人編的《白虎通義》，綜合了當時全部今文學，是今文學的政治學提要。
古文經學派則對先秦的儒家經典著重訓釋。 《爾雅》、《說文解字》是漢代古文經學派的兩部重要著作。 《爾雅》實際上是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是漢初的學者根據有關資料編輯增補而成。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所收一般詞語用同義詞解釋；《釋親》、《釋宮》、《釋器》以下各篇是關於各種名物的解釋，這是一本考證詞義與古代名物的重要圖書，為《十三經》之一。東漢經學大師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按文字形體及偏旁構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創部首編排法。以小篆字體為主，有古文、籀文等異體，則列為重文。每個字的解釋，先說字義，後形體構造和讀音，依據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解說文字。它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書，也是世界最早的字書之一。
史學在兩漢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重要的創造。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中國歷史上不朽的大作。司馬遷(約前135～？)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漢武帝時他繼承父職任太史令，從公元前104年起，他花了十四年時間，歷經千辛萬苦，經受了腐刑，終於完成劃時代巨著——《史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敘述了從上古到漢武帝時三千多年的歷史，資料豐富翔實，人物事件生動活潑，文字優美。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以人物紀傳為主，把君主的大政、大事按年代記載闢為“本紀”；其他人物傳記為“世家”、“列傳”；再以“書”、“表”分別記述典章制度和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情況，開創了我國史書的紀傳體體裁。
《史記》書影
東漢時班固(32～92)所撰《漢書》(又稱《前漢書》)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著作。它敘述了從漢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間的歷史，它的體例是在《史記》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包括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中創造了“十志”，即“律曆志”、“禮樂志”、“刑法志”、“食貨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溝洫志”和“藝文志”，是研究我國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特別是創立《藝文志》，它是班固以《七略》為基礎，刪節各書的說明，把“輯略”所包括的大序、小序移至各大小類之後，同時增加了《七略》以後三十年間的著作。 《藝文志》開創了正史藝文志的先例，記一代藏書之盛，後來史書都有《經籍志》、《藝文志》，使人們得以知道中國文化典籍的豐富，並可以指導人們怎樣去翻閱這些分門別類的古書。
東漢還有一部集體創作的史書《東觀漢記》，經過一百多年，幾十個人之手編成，共一百四十三卷。 《東觀漢記》從東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等開始，經安帝詔劉珍、李尤、伏無忌、黃景等參與編著，桓帝元嘉(151～152)時復命邊韶、崔寔等，靈帝熹平(172～177)時又命馬日磾、蔡邕、楊彪等參與編著完成。 《東觀漢記》現僅存輯本二十四卷。
此外，東漢還有趙曄著的《吳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絕書》，專記本地典故，開創了地方誌著作的先例，對後來地方誌著作及其發展影響極大。
哲學方面，王充(約27～97)的《論衡》是針對漢代的神學迷信而進行鬥爭的一部哲學著作，全書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書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認為世界萬事萬物都是自然存在，並不是天意創造的。王充反對“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認為那種“前知千歲，後知萬世”的聖人是沒有的。王充在《論衡》中不僅批判了韓非子的一些觀點，而且敢於批判孔子、孟子那樣的“聖人”，指出了他們許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謬的。他的思想和觀點處處閃耀著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
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到漢代特別是東漢末三國時期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後漢書》專門設《文苑傳》，說明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門職業。
漢代的文學形式有散文、賦、樂府詩和五言古詩，它們對於後世的文學著作具有很大影響。漢初賈誼、晁錯的政論，西漢中期司馬遷的《史記》，東漢初期班固的《漢書》，都可稱為漢代傑出的散文作品。漢賦是漢代一種長篇韻文，是從楚辭中發展起來的，它講究技巧，且詞藻華麗，著名的漢賦有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等。樂府詩是從漢武帝開始設立的掌管音樂的機構——樂府採集加工出來的。其中來自民間的、以《孔雀東南飛》為代表的樂府詩是西漢詩歌的最高成就，深受歷代讀者的喜愛。樂府詩現存四十多首左右，由宋人郭茂倩編集的是採集樂府詩最為完備的一部總集。漢代的“古詩”是在民謠和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種五言詩歌形式，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收集在梁朝蕭統《昭明文選》中的是它的代表作。
從東漢獻帝建安年間到魏初，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這個時期，曹操統一了北方，社會生活較前穩定，而且由於曹氏父子的提倡、支持和他們本身對文學的造詣，使文學創作繁榮起來。建安文學不少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反映出社會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建安時期的作家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是指曹操(155～220)和他的兩個兒子曹植(192～232)、曹丕(187～226)，由於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文學上的造詣，他們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劉楨、阮瑀、須幹、陳琳、應瑒，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另外還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蔡琰(蔡文姬)，她有《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傳世。隨著文學創作的發展，建安時期還開創了文學批評的優良學風，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第一篇文學批評的專論。
在經濟思想方面，有著名的西漢桓寬的《鹽鐵論》。科學技術方面的著作有張衡的天文學著作《靈憲》；數學方面有《九章算術》。農業方面有《氾勝之書》。醫學方面，西漢有藥物著作、東漢有醫學家“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等。
在我國的古典文獻中，作為很重要的一個門類的類書，是一種獨特的工具書，它對讀者查找資料作用很大。曹丕曾下令編了我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堪稱我國類書之祖，可惜已經失傳。
《史記》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