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五章耶利的族人
有一年夏天，當我和妻子瑪麗一起在澳大利亞度假時，我們決定去訪問梅寧迪鎮附近沙漠中一處保存完好的土著岩畫所在地。雖然我聽說過澳大利亞沙漠因乾燥和夏季炎熱而名聞遐邇，但在這之前我曾在加利福尼亞沙漠和新幾內亞熱帶草原炎熱乾旱的條件下工作過很長時期，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去應付我們在澳大利亞旅遊時可能碰到的小小的挑戰。瑪麗和我帶上了大量飲用水，在中午出發，徒步走上了通往岩畫的幾英里長的道路。
我們走的小道從山間巡邏隊的駐地開始，一路向上，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通過毫無遮蔽的開闊地帶。我們呼吸著灼熱乾燥的空氣，這使我們想起坐在芬蘭桑拿浴室裡呼吸的滋味。
在我們到達有岩畫的峭壁時，我們已經把水喝光。我們對藝術的興趣也沒有了，於是我們繼續努力地爬山，緩慢而有規則地喘著氣。不久，找看見了一隻鳥，那顯然是種鶥，但比任何已知的都大很多。這時，我才意識到我生平第一次被熱昏了頭，產生了幻覺。瑪麗和我決定最好還是立刻返回。
我們倆不再說話。我們一邊走路，一邊傾聽著自己的呼吸，計算著到下個里程碑的距離，並估計一下還剩下多少時間。我們這時口乾舌燥，瑪麗滿臉通紅。當我們終於回到有空調的巡邏隊駐地時，我們立刻癱倒在冷卻水桶旁邊的椅子裡，把冷卻水桶裡最後的半加侖水全部喝光，還向巡邏隊又要來一瓶水。我們坐在那裡，精疲力竭，情緒低沉，我反复思考著畫那些岩畫的土著人用什麼辦法在沒有空調住所的情況下在沙漠裡度過他們的一生，竟能設法不但找到了水，而且還找到了食物。
對澳大利亞的白人來說，梅寧迪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一個多世紀前它是兩個飽受沙漠乾熱之苦的白人用作補給基地的大本營。這兩個白人就是愛爾蘭警察羅伯特·伯克和英國天文學家威廉·威爾斯，他們是第一支從南到北縱貫澳大利亞的探險隊的時運不濟的領導人。伯克和威爾斯在出發時用6頭駱駝馱運足夠吃3個月的糧食，但在梅寧迪北方的沙漠裡斷了糧。一連3次，這兩個探險者都碰到了吃得很好的土著並得到他們的救助。他們的家就在那片沙漠裡，他們在這兩個探險者的前面堆滿了魚、蕨餅和烤肥鼠。但接著伯克竟愚蠢地用手槍向其中的一個土人射擊，於是整個一群土著人嚇得四下逃走。雖然伯克和威爾斯因據有打獵用的槍支面擁有對土著人的巨大優勢，但他們在土著人離開後不到一個月就餓得倒斃了。
我和妻子在梅寧迪的經歷加上伯克和威爾斯遭受的命運，使我強烈地感到在澳大利亞建立人類社會有多麼困難。澳大利亞在所有大陸中顯得與眾不同：歐亞大陸、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的差異，同澳大利亞與其他這些陸塊中任何一個之間的差異比較起來，顯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亞是最乾燥、最小、最平坦、最貧瘠、氣候最變化無常、生物品種最稀少的大陸。它是歐洲人佔領的最後一個大陸。在歐洲人佔領前，它已在維持著與任何大陸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類社會和最少的人口。
因此，澳大利亞對那些關於各大陸之間社會差異的理論提供了一種決定性的檢驗。它有最具特色的環境，也有最具特色的社會。是前者造就了後者？如果是，又是如何做到的？澳大利亞是用來開始我們環遊世界之行的合乎邏輯的大陸，我們要把本書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所述及的經驗用來了解各大陸的不同歷史。
大多數外行人都會把澳大利亞土著社會表面上的“落後”說成它的最重要的特點。澳大利亞是唯一的這樣的大陸：那裡的各個土著族群在現代的生活中仍然沒有所謂文明的任何特徵——沒有農業，沒有畜牧業，沒有金屬，沒有弓箭，沒有堅固的房屋，沒有定居的村莊，沒有文字，沒有酋長管轄地，也沒有國家。澳大利亞土著是流動的或半流動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他們組成族群，住在臨時搭建的住所或簡陋小屋中，並且仍然依靠石器。在過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亞的文化變革積累比其他任何大陸都要少。歐洲人對澳大利亞土著的流行看法，可以以早期的一個法國探險者的話為代表，他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是和沒有理性的野獸差不多的人。”
然而，直到4萬年前，澳大利亞土著社會還仍然擁有對歐洲和其他大陸社會的巨大的領先優勢。澳大利亞土著發明了世界上一些已知最早的、邊緣經過打磨的石器，最早的有柄石器（即裝有木柄的石斧）和最早的水運工具。有些已知最早的岩畫也出自澳大利亞。從解剖學上看，現代人類在歐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亞定居了。儘管有這種領先優勢，為什麼最後卻是歐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亞，而不是相反？
在這個問題裡還有另一個問題。在更新世冰期期間，大量的海水被封閉在大陸冰原裡，海平面比現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分隔開來的阿拉弗拉淺海那時還是乾燥的低地。隨著大約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了，那塊低地校被海水淹沒，原來的大澳大利亞大陸分成了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兩個半大陸（圖15.1）。
這兩個原來連接在一起的陸塊上的人類社會，到了現代彼此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差異。與我剛才關於澳大利亞土著所說的各種情況相反，大多數新幾內亞人，如耶利的族人，都是農民和豬倌。他們生活在定居的村莊里，他們的行政組織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的新J幾內亞人都有弓箭，許多人還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亞人相比，新幾內亞人通常都有堅固很多的住所、更多的適於航海的船隻、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器皿。由於新幾內亞人是糧食生產者，不是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所以他們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亞人高得多：新幾內亞的面積只有澳大利亞的十分之一，但它所養活的當地人口卻數倍於澳大利亞。
為什麼從更新世大澳大利亞分離出來的較大陸塊上的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始終如此“落後”，而較小陸塊上的社會的“進步”卻快得多？為什麼新幾內亞的所有那些發明沒有能傳播到澳大利亞，而它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托雷斯海峽寬不過90英里？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之間的地理距離甚至不到90英里，因為托雷斯海塊中星星點點地分市著許多島嶼，上面居住著使用弓箭、在文化上與新幾內亞人相類似的農民。托雷斯海峽中最大的島距離澳大利亞只有10英里。島上的居民不但同新幾內亞人而且也同澳大利亞土著進行著活躍的貿易。這兩個具有不同文化的世界，隔著一個只有10英里寬的風平浪靜的海峽，又有獨木舟可以互相往來，它們怎麼會保持各自的本來面目的呢？
同澳大利亞的土著相比，新幾內亞人可以說是文化上“先進的”了。但大多數其他現代人卻認為，甚至新幾內亞人也是“落後的”。在19世紀晚些時候歐洲人開始在新幾內亞殖民之前，所有的新幾內亞人都沒有文字，仍然依靠石器，在政治上還沒有形成國家或（除少數例外）酋長管轄地。就算新幾內亞人的“進步”超過了澳大利亞土著，那麼為什麼他們的“進步”仍沒有趕上許多歐亞大陸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耶利的族人和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胞提出了一個謎中之謎。
當許多澳大利亞白人被要求說明澳大利亞土著社會文化“落後”這個問題時，他們有一個簡單的回答：大概是由於土著本身的缺陷吧。從面部構造和膚色來看，土營人當然和歐洲人不同，這就使19世紀晚些時候的一些作家把他們看作是猿和人之間缺失的一環。英國白人移民在一個大陸上建立殖民地的幾十年內，創造了一種有文字的、進行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而這個大陸的居民在經過4萬多年後仍然過著狩獵採集生活。對這個事實難道還能有其他解釋？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亞不但有蘊藏豐富的銅、錫、鉛和鋅，而且還擁有某些世界上最豐富的鐵礦和鋁礦。那麼，為什麼澳大利亞土著仍然不知金屬工具為何物，而生活在石器時代？
這好像對人類社會的一次完全有控制的試驗。大陸還是那個大陸，只是人不同罷了。因此，對澳大利亞土著社會和歐洲裔澳大利亞人社會之間的差異的解釋，想必就是由於組成這兩種社會的不同的人。這種種族主義結論背後的邏輯似乎使人不得不信。然而，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結論包含著一個簡單的錯誤。
作為檢驗這個邏輯的第一步，讓我們考查一下這些人本身的起源。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至少在4萬年前就已有人居住了，那時它們還是連在一起的大澳大利亞。只要看一眼地圖（圖15.1）就可知道，移民們最後必定來自最近的大陸東南亞，他們逐島前進，通過印度尼西亞群島來到了大澳大利亞。作為這一結論佐證的，有現代澳大利亞人、新幾內亞人和亞洲人之間在遺傳學上的關係，還有在今天的菲律賓、馬來半島和緬甸外海的安達曼群島還殘存的幾個具有類似體貌特徵的群體。
這些移民一旦到達大澳大利亞海岸，就在整個大陸迅速擴散，甚至佔據了這個大陸的最遙遠的地方和最不適於居住的處所。一些4萬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證實了他們曾在澳大利亞西南角存在過；到35000年前，他們到了澳大利亞東西角和塔斯馬尼亞，這是澳大利亞離開這些移民在澳大利亞西部或新幾內亞可能的登陸地點最遙遠的角落（離印度尼西亞和亞洲最近的地方）；而到了3萬年前，他們則到了新幾內亞氣候寒冷的高原地區。所有這些地區都可以從西而的某個登陸地點經由陸路到達。然而，到35000年前，要向新幾內亞東北方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移民，還需要渡過幾十英里的水路。對大澳大利亞的佔領在速度上可能比從4萬年前到3萬年前的一些年代裡表面上的擴散甚至更為迅速，因為在用碳—14測定法的實驗誤差範圍內，這些不同的年代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最早有人居住的更新世，亞洲大陸向東延伸，吸納了現代的、爪哇和巴厘這些島嶼，所以當時亞洲大陸與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距離，比今天東南亞邊緣到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距離要近差不多1000英里。然而，從婆羅洲或巴厘島到達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亞，仍然要渡過至少8個寬達50英里的海峽。 4萬年前，渡過這些海峽可能要靠竹筏，這是一種低技術的水運工具，但適於航海，今天的華南沿海仍在使用。儘管如此，當年渡過這些海峽想必十分困難，因為在4萬年前最早的那次登陸後，考古記錄沒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在後來的幾萬年中又有人類從亞洲到達大澳大利亞。我們隨後得到的明確證據是，直到最近的幾千年內，才在新幾內亞出現了來自亞洲的豬和在澳大利亞出現了來自亞洲的狗。
因此，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人類社會，是在與建立它們的亞洲社會基本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這種隔絕狀態在今天所說的語言中反映了出來。經過這幾千年的隔絕，現代澳大利亞土著語言和現代新幾內亞主要群體的語言（所謂巴布亞語），都沒有顯示出與任何現代亞洲語言有任何明顯的關係。
這種隔絕狀態也反映在遺傳與體質人類學上。對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業土著與新幾內亞高原居民同現代亞洲人的類似之處，要稍多於與其他大陸人的類似之處，不過這種關係並不密切。在骨骼和體貌方面，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土著與大多數東南亞人也有區別，如果把澳大利亞人或新幾內亞人的照片同印度尼西亞人或中國人的照片比較一下，這一點就變得十分明顯。所有這些差異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亞最早的亞洲移民在一段漫長的時間裡與他們的呆在家鄉的亞洲同胞分道揚鑣，在大部分時間裡只發生有限的遺傳交換。不過，也許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利亞移民原來在東南亞的祖先，到這時已大部分被從中國向外擴張的其他亞洲人取代了。
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土著在遺傳上、體質上和語言上也產生了分化。例如，在人類主要的（由遺傳決定的）血型中，所謂ABO系統中的B型和MNS系統中的S型，在新幾內亞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一樣都有出現，但這兩种血型在澳大利亞則幾乎沒有。大多數新幾內亞人的濃密捲曲的頭髮與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的直發或捲髮是明顯不同的。澳大利亞的語言與新幾內亞的巴布亞語言不但同亞洲語言沒有親緣關係，而且彼此之間也沒有親緣關係，只不過是托雷斯海峽兩岸雙向交流了某些詞彙而已。
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之間的這種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環境裡的長期隔絕狀況。自從阿拉弗拉海在大約一萬年前由於海平面上升而最後把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分開以來，遺傳交換只限於通過托雷斯海峽中一系列島嶼而進行的稀少的接觸。這就使得這兩個半大陸上的居民適應了各自的環境。雖然新幾內亞南部沿海的熱帶草原和紅樹林，與澳大利亞北部的熱帶草原和紅樹林有相當多的類似之處，但這兩個半大陸的其他生境在幾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是不同的。
這裡舉幾個不同的地方。新幾內亞緊靠赤道，而澳大利亞則遠遠地延伸進溫帶，幾乎到達赤道以南40度的地方。新幾內亞多山，地勢極其崎嘔不平，高度可達16500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蓋著冰川，而澳大利亞大都地勢低平——94％的地區的海拔高度在2000英尺以下。新幾內亞是地球上最潮濕的地區之一，而澳大利亞則是地球上最乾燥的地區之一。新幾內亞大部分地區的年陣雨量為100英寸，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區則超過200英寸，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的年降雨量則不到20英寸。新幾內亞的赤道氣候只有不太大的季節變化，而且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亞的氣候則是高度季節性的，面且年年不同，其變幻莫測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大陸的氣候。因此，新幾內亞境內的大河縱橫交錯，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亞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數年份裡只限於東部地區，甚至澳大利亞最大的水系（墨累河—達令河水系）在發生乾旱時也要斷流達數月之久。新幾內亞的大部分陸地覆蓋著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卻只有沙漠和開闊乾旱的林地。
新幾內亞覆蓋著受侵蝕尚少的肥沃土壤檀，這是火山活動、冰川的反復進退與沖刷高原以及山間溪流把大量泥沙帶到低地所造成的結果。相形之下，澳大利亞有的則是所有大陸中最古老、最貧瘠、養分被濾去最多的土壤，因為澳大利亞很少有火山活動，也沒有高山和冰川。儘管新幾內亞的面積只有澳大利亞的十分之一，但由於新幾內亞地處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勢高低錯落和土土壤肥沃，那裡成了幾乎同在澳大利亞一樣多的哺乳動物和鳥類的生息之地。所有這些環境方面的差異，影響了這兩個半大陸的全然不同的文化史，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
大澳大利亞最早、最集約的糧食生產和最稠密的人口，出現在新幾內亞海拔高度為4000到9000英尺的高原河谷地區。考古發掘不但發現了在比較乾旱地區用來保持土壤水分的梯田，還發現了複雜的排水溝系統，其年代為9000年前，到了6000年前已變得相當普遍。這種溝佢係統類似於今天在這高原地區仍然用來疏乾沼澤地使之成為園地的那些溝佢係統。花粉分析表明，到大約5000年前，高地河谷普遍發生了砍伐森林的行動，從而使人聯想到清除森林是為了發展農業。
今天，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是不久前引進的甘藷，加上芋艿、香蕉、薯蕷、甘蔗、一些可吃的草莖和幾種葉菜。由於芋艿、香蕉和薯蕷是在東南亞土生土長的，而東南亞又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植物馴化場所，所以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作物，除甘藷外，都來自亞洲。然而，人們最後還是認識到，甘蔗、葉菜和可吃的草莖的野生祖先都是新幾內亞的品種，生長在新幾內亞的某幾種香蕉的野生祖先是在新幾內亞而不是在亞洲，而芋艿和某些薯蕷不但是亞洲的土產，而且也是新幾內亞的土產。如果新幾內亞的農業真的來自亞洲，人們也許會指望在高原地區找到明白無誤地來自亞洲的作物，但沒有找到。由於這些原因，現在人們普遍承認，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是通過對新幾內亞野生植物的馴化而在當地出現的。
因此，新幾內亞和新月沃地、中國以及其他幾個地區一樣，成為世界上植物獨立馴化發源地的中心之一。在一些考古遺址沒有發現6000年前在高原地區實際種植的作物有任何殘餘保存下來。不過，這一點並不令人驚奇，因為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現代高原地區的主要作物都是不會留下明顯的考古殘蹟的那類植物。因此，其中的一些植物也是高原地區農業的始祖作物，這似乎是可能的，而由於保存下來的古代排水系統與現代用於種植芋艿的排水系統如此相似，這種情況就尤其可能。
最早的歐洲探險者所看到的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糧食生產中3個明確的外來因素是雞、豬和甘藷。雞和豬是在東南亞馴化的，並於大約3600年前由南島人引進新幾內亞和其他大多數太平洋島嶼。這些人源自中國華南的一個民族，我們將在第十七章對他們予以討論。 （豬的引進可能還要早些。）至於原產南美的甘藷，顯然只是在最近幾個世紀內才到達新幾內亞，是由西班牙人引進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引進新幾內亞的。甘藷一旦在新幾內亞移植生長，就取代了芋艿的地位而成為高原地區的主要作物，因為它成熟的時間更短，每英畝的產量更高，並對貧瘠的土壤條件具有更大的耐性。
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發展，想必是幾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發的，因為在新幾內亞原來大群的大型有袋動物滅絕之後，高原地區只能養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甘藷的引進在最近的幾個世紀中引發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當歐洲人於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飛越高原地區的上空時，他們驚訝地發現下面的景色與荷蘭的景色頗為相似。寬闊谷地裡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點點地散佈著一些村莊，整個谷底都是為進行集約型糧食生產而疏乾的並用籬笆圍起來的田地。這片景色證明了使用石器的農民在高原地區所達到的人口密度。
地勢陡峭、終年雲霧繚繞、瘧疾流行以及低海拔地區有發生乾旱之虞，使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只能在海拔高度約4000英尺的地帶發展。事實上，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只是一個有稠密農業人口的孤島，上插青天，下繞雲海。新幾內亞沿江沿海的低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漁業為生，而遠離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火種農業維持生計，以種植香蕉和薯蕷為主，以狩獵和採集為輔。相比之下，新幾內亞低地沼澤地居民則過著流動的狩獵採集生活，靠野生西谷椰子含澱粉的木髓為生，這種樹一小時採集的結果可以產生比栽培植物多3倍的卡路里。因此，新幾內亞的沼澤地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說明在某種環境裡，由於農業還不能與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競爭，所以那裡的人仍然以狩獵採集為生。
在低地沼澤靠吃西谷椰子而維生的人，就是四處流動的狩獵採集族群組織的典型例子，這種族群組織以前想必是新幾內亞的特徵。由於我們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討論過的所有那些原因，農民和漁民就成了發明更複雜的技術、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人。他們生活在定居的村莊和部落社會中，常常由一個大人物來領導。有些部落還建有巨大的、精心裝飾起來的、供舉行儀式的屋宇。他們的偉大藝術木雕人像和麵具，為全世界的博物館所珍藏。
這樣，新幾內亞就成為大澳大利亞的一部分，擁有最先進的技術、社會和政治組織以及藝術。然而，從習慣於城市生活的美國人或歐洲人的觀點看，新幾內亞仍然是“原始的”，而不是“先進的”。為什麼新幾內亞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發展金屬工具，仍然沒有文字，並且不能把自己組成酋長管轄地和國家？原來新幾內亞有幾個不利於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
首先，雖然本地的糧食生產的確是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出現的，但我們已在第八章中看到，它產出的蛋白質很少。當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唯一馴化動物（豬和雞）的產量又太低，不能為人們提供大量的蛋白質。既然無法把豬或雞套起來拉車，高原地區的居民除了兩臂力氣外，仍然沒有其他動力來源，而且也未能發展出流行疾病以擊退終於侵入的歐洲人。
對高原地區人口數量的第二個限制，是能夠利用的土地面積有限：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只有幾處寬闊的谷地（最顯著的是瓦吉谷地和巴利姆谷地）能夠養活稠密的人口。第三個限制是這樣的現實，即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間的中間山地森林地帶，是新幾內亞唯一適於集約型糧食生產的高程地帶。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幾內亞高山生境根本沒有任何糧食生產，在4000英尺至l000英尺之間的山坡上幾乎沒有什麼糧食生產，而在低地地區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種農業。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專門從事不同類型糧食生產的一些社會之間對糧食的大規模經濟交換，在新幾內亞從未發展起來。在安第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這種交換不但向各個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種比較均衡的飲食，從而增加了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進了地區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
由於這種種原因，在歐洲殖民政府帶來西方醫藥並製止部落戰爭之前，傳統的新幾內亞的人口從未超過100萬人。我們在第五章討論過全世界大約有9個最早的農業中心，其中新幾內亞始終是人口最少的一個中心。由於只有l00萬人口，新幾內亞不可能發明出像在中國、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中美洲的幾千萬人中出現的那種技術、文字和政治制度。
新幾內亞的人口不但總數少，而且還由於崎嶇的地形而被分割成致以千計的生存於特定區域內的群體——這裡有低地地區的大量沼澤地、高原地區交替出現的陡峭的山嶺和狹窄的峽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叢林。當我帶領一隊從事野外作業的新幾內亞助手們在新幾內亞進行生物調查時，雖然我們走的是現存的小路，但我認為每天前進3英里仍是非常快的速度。傳統的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居民一生中離家外出從來不超過10英里。
地形造成的這些困難，加上構成新幾內亞族群或村落之間關係特點的斷斷續續的戰爭狀態，正好說明了傳統的新幾內亞在語言、文化和政治力面的這種支離破碎的狀況。新幾內亞是世界上語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種語言中有1000種擠在一個只比得克薩斯州稍大一點的地區裡，分成幾十個語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語和漢語那樣不同的互相獨立的語言。在所有新幾內亞語言中，差個多有一半語言說的人不到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說同一種語言的群體（說的人仍然只有10萬）也在政治上分成幾百個村莊，彼此凶狠地鬥毆，就像同說其他語言的人鬥毆一樣。每一個這樣的小社會其自身實在太小，無法養活酋長和專門的手藝人，也無法發明出冶金術和文字。
除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幾內亞的發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這一狀態妨礙了技術和思想從別處流人新幾內亞。新幾內亞的3個鄰居全都被溪澗流過的峽谷把它們同新幾內亞分隔開來，直到幾千年前，這些鄰居在技術和糧食生產方面甚至比新幾內亞（尤其是新幾內亞的高原地區）還要落後。在這3個鄰居中，澳大利亞土著仍然以狩獵採集為生，新幾內亞人所沒有的東西，他們幾乎全都無法提供。新幾內亞的第二個鄰居是東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的第三個鄰居就是印度尼西亞東部的那些島嶼。但這個地區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也始終是由狩獵採集族群佔據的文化落後地區。從4萬多年前新幾內亞最早有人移居時起，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島人擴張時止，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確定是經由印度尼西亞傳到新幾內亞的。
隨著這—擴張，印度尼西亞就為來自亞洲的糧食生產者所佔有，他們帶來了家畜，帶來了至少同新幾內亞的一樣複雜的農業和技術，還帶來了可以被用作從亞洲前往新幾內亞的有效得多的手段的航海技術。南島人在新幾內亞西面、北面和東面的一些島嶼定居下來，並進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幾內亞本土北部和東南部海岸定居。南島人把陶器、雞，可能還有狗和豬引進新幾內亞。 （早期的考古調查曾宣佈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發現了不遲於公元前4000年前的豬骨，不過這些宣布一直未得到證實。）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中，貿易往來把新幾內亞同技術上先進得多的爪哇社會和中國社會連接了起來。作為對出口天堂鳥羽毛和香料的交換，新幾內亞人得到了東南亞的貨物，其中甚至包括諸如銅鼓和中國瓷器之類的奢侈品。
假以時日，南島人的這一擴張肯定會對新幾內亞產生更大的影響。新幾內亞西部地區可能最後在政治上併入印度尼西亞東部蘇丹的領土，而金屬工具也可能通過印度尼西亞東部傳入新幾內亞。但是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511年都沒有發生，而就在這一年，葡萄牙人到達，縮短了印度尼西亞各個發展階段的序列。其後不久，當歐洲人到達新幾內亞時，當地居民仍然生活在族群或極其獨立的小村莊中，並且仍然在使用石器。
雖然大澳大利亞的新幾內亞這個半大陸就這樣發展了家畜飼養業和農業，但澳大利亞這個半大陸對這兩項都沒有發展起來。在冰川期，澳大利亞的有袋目動物甚至比新幾內亞還多，其中包括袋牛（相當於牛和犀牛的有袋動物）、大袋鼠和大毛鼻袋熊。但所有這些本來可以用來飼養的有袋目動物，在隨著人類移後澳大利亞而到來的動物滅絕的浪潮中消失了。這就使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一樣沒有了任何可以馴化的本地哺乳動物。唯一在澳大利亞被採納的外來馴化哺乳動物是狗，而狗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亞洲引進的（大概是乘坐南島人的獨木舟來到的），並在澳大利亞的荒野裡定居而變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亞當地人把這種野犬捉來飼養，把它們當作伴侶、看門狗，甚至當作活毯子，於是就有了“五條狗的夜晚”這種說法，形容夜晚很冷。但他們並不像波利尼西亞人那樣把野犬／狗當食物，也不像新幾內亞人那樣把它們用作打獵的幫手。
農業是澳大利亞的另一個毫無成功希望的行當，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是最乾旱的大陸，而且也是土壤最貧瘠的大陸。此外，澳大利亞還有一個方而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在這大陸的大部地區對氣候產生壓倒一切的影響的，是一種無規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環—ENSO現象（ENSO是“厄爾尼諾向南移動”一詞的首字母縮合詞），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所熟悉的那種有規律的一年一度的季節循環。無法預測的嚴重干旱會持續幾年，接著便是同樣無法預測的傾盆大雨和洪水氾濫。即使在今天有了歐洲的農作物和用來運輸農產品的卡車與鐵路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在澳大利亞也仍然是一種風險行業。年成好的時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發生乾旱時便又死亡殆盡。澳大利亞早期土著農民中可能有人碰到過類似的循環。年成好的時候，他們便在村子裡定居下來，種植莊稼，並生兒育女，而到了乾旱的年頭，這眾多的人口便會因飢餓而大批死去，因為那一點土地只能養活比這少得多的人。
澳大利亞發展糧食生產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缺乏可以馴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現代歐洲的植物遺傳學家除了從澳大利亞當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堅果外，其他就再也沒有培育出什麼作物來。在世界上潛在的最佳穀物——籽粒最重的56種禾本科植物——的名單中，只有兩種出產在澳大利亞，而且這兩種又幾乎位居名單的最後（粒重僅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達40毫克）。這並不是說，澳大利亞根本就沒有任何潛在的作物，也不是說澳大利亞土著從未發展出本地的糧食生產。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種的薯蕷、芋艿和竹芋，是在新幾內亞南部栽培的，但在澳大利亞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採集對象。我們將要看到，在澳大利亞氣候條件極其有利的地區，土著在沿著最終可能導致糧食生產的方向演進。但任何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現的糧食生產，都可能會由於可馴化的動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貧瘠和氣候惡劣而受到限制。
流浪的生活、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對住所和財物的最小的投資，是因受澳大利亞厄爾尼諾南移影響而無法預知可以得到何種資源時的明智的適應行為。在當地條件惡化時，土著居民只是遷往一個暫時條件較好的地區。他們不是依賴幾種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豐富多樣的野生食物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從而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所有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時告乏。他們不是使人口在超過資源時挨餓而發生波動，而是維持較少的人口，這樣在豐年時固然有豐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歉收時也不致有飢餒之虞。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用來代替糧食生產的是所謂的“火耕農業”。土著居民把周圍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動物的產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養殖。特別是，他們有意識地把周圍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燒。這樣做可以達到幾個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殺來吃的動物趕出來；火把茂密的植叢變成了人們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樹草原；稀樹草原也是澳大利亞主要的獵物袋鼠的理想的棲息地；火還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長。
我們把澳大利亞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這樣的人。他們的人口密度隨雨量的變化而變化（因為雨量決定著陸地野生動植物食物的產量），也隨著江河湖海水產的豐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濕的、物產最豐富的地區：東南部的墨累—達令河水系、東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這些地區也開始養活了現代澳大利亞人口最稠密的歐洲移民。我們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為歐洲人或者把他們殺死，或者把他們從最合意的地區趕走，這樣，最後的完好無損的土著人群體也只有在那些歐洲人不願去的地區才能找到了。
在過去5000年內，在那些物產豐富的地區中，有些地區發生了土著強化食物採集方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現象。在澳大利亞東部發明了一些技術，用濾掉毒素或使毒素發酵的辦法，使大量的含有澱粉然而毒性極強的鐵樹種子變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亞東南部以前未得到開發的高原地區，開始有土著在夏季經常來光顧，他們不但飽餐鐵樹的堅果和薯蕷，而且還大吃特吃大群潛伏不動的移棲飛蛾，這種蛾子叫做博貢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種逐步形成的強化了的食物採集活動，是墨累—達令河水系的鰻鱺養殖，這裡沼澤中的水位隨著季節性的雨量而漲落。當地的澳大利亞人修建了長達一英里半的複雜的溝佢係統，使鰻鱺的游動範圍從一個沼澤擴大到另一個沼澤。捕捉鰻鱺用的是同樣複雜的魚梁、安故在盡頭邊溝上的漁柵和在牆洞裡故上魚網的壘在溝渠上的石牆。在沼澤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漁柵隨著水位的漲落而發生作用。雖然當初修建這樣的“養魚場”必然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但它們以後卻養活了許多人。 19世紀的一些歐洲觀察者在鰻鱺養殖場旁邊發現了由十幾間土著的房屋組成的村莊，一些考古遺跡表明，有些村莊竟有多達146間的石屋，可見這些村莊的季節性居民至少有幾百人之多。
澳大利亞東部和北部的另一項發展，是收穫野生黍子的籽實，這是與中國早期農業的一種主要作物蜀黍同屬的一種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來脫粒教，然後貯藏在皮袋或木盤裡，最後用磨石磨碎。在這過程中使用的幾種工具，如石頭鐮刀和磨石，類似於新月沃地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種子而獨立發明出來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亞土著所有的獲取食物的方法中，收穫黍子也許是最有可能最終演化為作物種植的一種方法。
同過去5000年中強化食物採集一起產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石刀若按重量計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鋒刃長度大於被它們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鋒刃經過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亞只有局部地區才有，這時已變得普遍了。在過去的幾千年中，貝殼做的漁鉤也出現了。
為什麼澳大利亞沒有發展出金屬工具、文字和復雜政治結構的社會？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那裡的土著仍然以狩獵採集為生，而我們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這些發展在別處只有在人口眾多、經濟專業化的糧食生產者社會裡出現。此外，澳大利亞的干旱、貧瘠和氣候變化無常，使它的狩獵採集人口只能有幾十萬人。同古代中國或中美洲的幾千萬人相比，那意味著澳大利亞潛在的發明者要少得多，採用借助新發明來進行試驗的社會也少得多。它的幾十萬人也沒有組成關係密切相互影響的社會。土著的澳大利亞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組成的，沙漠把它分閒成幾個物產比較豐富的生態“孤島”，每一個這樣的孤立地區只容納這個大陸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互影響也由於間隔著的距離而減弱了。甚至在這個大陸東側相對濕潤和肥沃的地區內，社會之間的交流也由於從東北部的昆士蘭熱帶雨林到東南部的維多利亞溫帶雨林之間的1900英里距離而受到了限制，這個距離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生態上都相當於從洛杉礬到阿拉斯加的距離。
在澳大利亞，地區性的或整個大陸的某些明顯的退步現象，可能是由於它的一些人口中心與世隔絕和居民相對稀少所致。回飛鏢是典型的澳大利亞武器，但卻在澳大利亞東北部的約克角半島被棄置不用。歐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亞西南部土著不吃有殼的水生動物。澳大利亞考古遺址中出現的大約5000年前的那種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什麼用途，還仍然難以確定。雖然有一種方便的解釋認為，它們可能被用作矛頭和箭頭倒鉤，人們猜想它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上的三角石刀和箭頭倒鉤是同樣的東西。如果這就是它們的用途，那麼現代新幾內亞有弓箭而澳大利亞卻沒有弓箭這個謎就更加難解了。也許在整個澳大利亞大陸曾經有—陣子採用過弓箭，但後來又放棄了。所有這些例子使我們想起了日本放棄過槍支，波利尼西亞大部分地區放棄過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與世隔絕的社會放棄過其他一些技術（第十二章）。
澳大利亞地區最大的技術損失發生於澳大利亞東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馬尼亞島。今天的塔斯馬尼亞島與澳大利亞之間淺水的巴斯海峽，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那個時候還是乾燥的陸地，居住在塔斯馬尼亞島上的人是先後分佈在整個擴大了的澳大利亞的人口的一部分。當巴斯海峽在大約1萬年前終於被海水淹沒時，塔斯馬尼亞人和澳大利亞太陸人之間的聯繫中斷了，因為這兩個群體都沒有能夠順利渡過巴斯海峽的水運工具。從那以後，塔斯馬尼亞島上4000個以獰獵採集為生的人就失去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類的聯繫，而生活在只有從科幻小說才能讀到的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中。
塔斯馬尼亞人終於在公元1642年接觸到了歐洲人，那時他們只是世界上物質文化最簡單的民族。他們同大陸上的土著—樣，也是沒有金屬工具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但他們也缺乏在大陸上已很普遍的許多技術和人工製品，包括有倒鉤的矛、各種骨器、回飛鏢、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魚鉤、魚網、有叉尖的矛、漁柵，以及捕魚和吃魚、縫紉和生火的習俗。在這些技術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馬尼亞與大陸隔絕後引進大陸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陸發明的。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可以斷定，塔斯馬尼亞的極少的人們並沒有為自己獨立地發明了這些技術。這些技術中還有一些是在塔斯馬尼亞仍是澳大利亞大陸一部分的時候被帶到塔斯馬尼亞來的，不過隨後又在塔斯馬尼亞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馬尼亞的考古記錄用文獻證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漁場消失了，骨鑽、骨針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至少還有3個較小的島（弗林德斯島、坎加魯島和金島）在大約1萬年前由於海平面上升而脫離了澳大利亞或塔斯馬尼亞，在這3個島上，原來可能有大約200人到400人的人口已全部滅絕了。
因此，塔斯馬尼亞和這3個較小的島嶼，以極端的形式證明了一個對世界史具有廣泛的潛在意義的結論。只有幾百人的群體在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是不可能無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個有4000人的群體能夠生存1萬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當多的東西，同時也引人注目地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剩下的只是一種無比簡單的文化。澳大利亞大陸上的30萬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在數目上比塔斯馬尼亞人多，也不像塔斯馬尼亞人那樣與世隔絕，但它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陸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陸中最與世隔絕的。關於澳大利亞大陸有文獻證明的技術退步的例子和關於塔斯馬尼亞的這個例子表明，同其他各大陸民族的全部業績相比，澳大利亞本地人的有限業績，可能一部分來自與世隔絕狀態和由於人口太少而對技術的發展與保持所產生的影響——就像對塔斯馬尼亞所產生的那些影響一樣，只是影響的程度沒有那麼大罷了。不言而喻，這種影響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陸（歐亞大陸）與依次較小的大陸（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在技術上產生差異的原因。
為什麼較先進的技術沒有從鄰近的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傳入澳大利亞？就印度尼西亞而言，它與澳大利亞西北部隔著大海，生態環境差異很大。此外，直到幾千年前，印度尼西亞本身也是—個文化和技術落後地區。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從4萬年前澳大利亞最早有人定居時起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出現時止，有任何新技術或動植物新品種是從印度尼西亞傳入澳大利亞的。
澳洲野犬在南島人對外擴張的極盛時期從中國華南通過印度尼西亞傳入澳大利亞。南島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亞各個島嶼定居下來，其中包括離澳大利亞最近的兩個島嶼——帝汶島和丹寧巴群島（分別距離現代澳大利亞僅為275英里和36英里）。由於南島人在其橫渡太平洋進行擴張的過程中走過了非常遠的海上距離，因此我們可能不得不假定他們曾多次到過澳大利亞，即使我們沒有澳洲野犬這個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在歷史上，每年都有一些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從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西里伯斯島）的望加錫地區到澳大利亞西北部來訪問，直到澳大利亞政府於1907年禁止了這種造訪。考古證據表明，這種訪問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早。這些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參。海參是海星的親緣動物，作為一種著名的催欲劑和珍貴的湯料從望加錫出口到中國。
當然，在望加錫人一年一度的訪問期間發展起來的貿易，在澳大利亞西北部留下了許多遺產。望加錫人在他們的海岸營地種下了羅望子樹，並同土著婦女生兒育女。布、金屬工具、陶器和玻璃帶來作為貿易物品，然而土營居民卻沒有學會自己來製造這些物品。土著居民從望加錫人那裡學到了一些外來詞、一些禮儀以及使用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和用煙斗吸煙的習俗。
但這些影響都沒有能改變澳大利亞社會的基本特點。由於望加錫人的到來，一些事情發生了，但更為重要的卻是沒有發生的事。這就是望加錫人沒有在澳大利亞定居下來——這無疑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對面的澳大利亞西北部地區過於乾旱，不適於發展望加錫的農業。如果印度尼西亞的對面是澳大利亞東北部的熱帶雨林或熱帶草原，望加錫人可能已定居下來了，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到過那麼遠的地方。既然只有很少的望加錫人到這裡來作短暫停留而從未深入內陸腹地，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就只有生活在沿海一小片地區的幾個澳大利亞人群體。甚至這少數澳大利亞人也只是看到一小部分的望加錫文化和技術，而不是一個有稻田、豬、村莊和作坊的全面的望加錫社會。由於澳大利亞人仍然是四處流浪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他們所得到的就只有那幾種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望加錫產品和習俗。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和煙斗，得到了；鍛鐵爐和豬，沒有得到。
比澳大利亞人抵製印度尼西亞的影響顯然更加令人驚異的是他們抵制新幾內亞的影響。說新幾內亞語並且有豬、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幾內亞農民，在叫做托雷斯海峽的一衣帶水的對面就是說澳大利亞語、沒有豬、沒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亞狩獵採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峽不是一道水面開闊的天然屏障，而是星裡點點地散佈著一系列島嶼，其中最大的一個島（穆拉勒格島）距離澳大利亞海岸不過10英里之遙。澳大利亞和這些島嶼之間以及這些島嶼和新幾內亞之間都有經常的貿易往來。許多土著婦女嫁到了穆拉勒格島，她們在島上看到了園圃和弓箭。新幾內亞的這些特點競沒有傳到澳大利亞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托雷斯海峽的這種文化障礙之所以令人驚訝，僅僅是因為我們可能錯誤地使自己構想了澳大利亞海岸外10英里處的一個有集約型農業和豬的成熟的新兒內亞社會。事實上，約克角土著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大陸新幾內亞人。不過，在新幾內亞與離它最近的島嶼之間、然後在這些島嶼與托雷斯海快中途的馬布伊格島之間、再後在巴社島與穆拉勒格島之間、最後又在穆拉勒格島與約克角之間，都有貿易關係。
沿著這個島群向前，新幾內亞的社會就顯得每況愈下。在這些島上豬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沿托雷斯海峽的新幾內亞南部低地居民不從事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那種集約型農業，而是刀耕火種，主要靠海產、打獵和採集為生。甚至這種刀耕火種的習慣，從新幾內亞南部沿著這個島群到澳大利亞，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離澳大利亞最近的穆拉勒格島本身也因乾旱而不適於農業，所以只能養活很少的人口，而這些人主要靠海產、野生薯蕷和紅樹果子來維持生存。
因此，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隔著托雷斯海峽的相互聯繫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傳話遊戲：孩子們坐成一圈，一個孩子湊著第二個孩子的耳朵把一個詞輕輕地說給他聽，第二個孩子又把他認為他聽到的那個詞輕輕地說給第三個孩子聽，這樣，最後一個孩子最後輕輕地再說給第一個孩子聽的那詞就同原來的那個詞毫不相干。同樣，沿托雷斯海峽話島進行的貿易也是一種傳話遊戲，最後到了約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種與新幾內亞社會完全不同的東西。此外，我們也不應把穆拉勒格島民同約克角土著之間的關係想像成一種從未間斷的友好聚餐，土著迫邊不及待地從海島老師那裡汲取文化。實際上，貿易和戰爭交替進行，而戰爭的目的則是割取敵人的首級做戰利品和把女人捉來做老婆。
儘管新幾內亞文化由於距離和戰爭而受到了削弱，但新幾內亞的某種影響還是到達了澳大利亞。通婚給約克角半島南部帶來了某些新幾內亞體貌特徵，如捲髮而不是直發。約克角的4種語言有澳大利亞罕見的音素，這可能是由於受到新幾內亞一些語言的影響。傳進來的最重要的東西中，有澳大利亞內陸普遍使用的新幾內業貝殼魚鉤，還有在約克角半島南部流行的帶有舷外浮材的新幾內亞獨木舟。新幾內亞的鼓、舉行儀式時戴的面具、葬禮柱和煙斗，也在約克角被採用了。但約克角的土著並沒有採用農業，這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在穆拉勒格所看到的農業已經微不足道了。他們也沒有選擇養豬，因為在那些島上豬很少或者報本沒有，也因為無論如何沒有農業就不可能養豬。他們也沒有採用弓箭，而是仍然使用他們的長矛和擲矛器。
澳大利亞很大，新幾內亞也很大。但這兩個巨大陸塊之間的接觸，只限於幾小批只有很少新幾內亞文化的托雷斯海峽島民與幾小批約克角土著的相互影響。約克角土著群體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而決定使用長矛而不使用弓箭，以及不採納他們所看到的已經削弱了的新幾內亞文化的某些其他特點，從而妨礙了新幾內亞這些文化特點向澳大利亞其餘所有地區的傳播。結果，除了貝殼魚鉤，再沒有任何其他新幾內亞文化特點傳播到澳大利亞腹地了。如果新幾內亞氣候涼爽的高原地區的幾十萬農民與澳大利亞東南部氣候涼爽的高原地區的土著有過密切的接觸，那麼，集約型糧食生產和新幾內亞文化向澳大利亞的大規模傳播就可能接踵而來。但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同澳大利亞高原地區之間隔著2000英里的生態環境差異很大的地帶。就澳大利亞能有多少機會看到並採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做法這一點來說，新幾內亞高原地區不妨說就是月亮裡的山。
總之，雖然澳大利亞石器時代的四處流浪的狩獵採集族群與石器時代的新幾內亞農民及鐵器時代的印度尼西亞農民都有過貿易往來，但他們始終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變，這初看起來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亞土著出奇的頑固不化。但更進一步的考察就可發現，這不過是反映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文化和技術傳播中的無處不在的作用。
我們仍然需要考慮一下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石器時代的社會同鐵器時代的歐洲人相遭遇的情況。 1526年，一個葡萄牙航海家“發現了”新幾內亞；1828年，荷蘭宣布對它的西半部擁有主權；1884年，英國和德國瓜分了它的東半部。第一批歐洲人在海岸地區定居下來，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深入內陸，但到1960年，歐洲人的政府已經對新幾內亞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政治控制。
歐洲人到新幾內亞去殖民，而不是新幾內亞人到歐洲來殖民，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歐洲人有遠洋船隻和羅盤，可以用來幫助他們前往新幾內亞；他們有書寫系統和印刷機，可以用來印刷地圖、描述性的報告和有助於建立對新幾內亞的控制的行政文書；他們有政治機構，可以用來組織船隻、士兵和行政管理；他們還有槍砲，可以用來向以弓箭和棍棒進行抵抗的新幾內亞人射擊。然而，歐洲移民的人數始終很少，今天新幾內亞的人口仍然以新幾內亞人為主。這同澳大利亞、美洲和南非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在那些地方，歐洲人的殖民地數量多、時間久，在廣大地區內取代了原來的土著人口。為什麼新幾內亞卻不同呢？
一個主要的因素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挫敗了所有歐洲人想要在新幾內亞低地地區定居的企圖：這個因素就是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雖然其中沒有一種是第十一章討論的那種急性群眾性流行傳染病。在這些未能實現的對低地地區殖民的計劃中，最雄心勃勃的計劃是法國侯爵德雷伊於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愛爾蘭島組織的，結果1000個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死掉了930人。即使在今天能夠得到現代醫藥治療的情況下，我的許多美國朋友和歐洲朋友還是由於瘧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離開，而新幾內亞留給我個人的健康遺產則是我得了一年的瘧疾和一年的痢疾。
在歐洲人正在被新幾內亞低地地區的病菌擊倒的時候，為什麼歐亞大陸的病菌沒有同時擊倒新幾內亞人？有些新幾內亞人的確受到了傳染，但並沒有達到殺死澳大利亞和美洲大多數土著那樣大的規模。對新幾內亞人來說，幸運的是在19世紀80年代前新幾內亞沒有永久性的歐洲人殖民地，而到了這個時候，公共衛生方面的發現已經在控制歐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傳染病方面取得了進展。此外，南島人的擴張在3500年中已經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亞的移民和商人帶到了新幾內亞。由於亞洲大陸的一些傳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亞滋生繁衍，新幾內亞人因此而長期地接觸到這些疾病，所以逐漸形成了比澳大利亞土著多得多的抵抗力。
在新幾內亞，歐洲人不為嚴重的健康問題而苦惱的唯一地區，是超過發生瘧疾的最大海拔高度的高原地區。但高原地區已為人口稠密的新幾內亞人所佔據，歐洲人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到達這裡。到這時，澳大利亞政府和荷蘭殖民政府不再願意像以前幾個世紀歐洲殖民主義時期那樣，通過大批殺死土著族群或把他們趕出他們的土地，來開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對想要成為移民的歐洲人來說，剩下的一個障礙是，在新幾內亞的環境和氣候條件下，歐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沒有一個地方取得成功。雖然引進的美洲熱帶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馬鈴薯現在已有少量種植，茶和咖啡種植園也已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建立起來，但歐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麥、大麥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導地位。引進的牛和山羊也是少量飼養，它們同歐洲人一樣，也為一些熱帶疾病所折磨。在新幾內亞的糧食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新幾內亞人在過去幾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物和農業方法。
所有這些疾病、崎嶇的地形和生存問題，是使歐洲人離開新幾內亞東部（現在的獨立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部分原因，這個地區為新幾內亞人所佔有和管理，不過他們卻把英語作為他們的官方語言，用英語字母書寫，生活在以英國為模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並使用在海外生產的槍砲。在新幾內亞西部結果就不一樣，印度尼西亞於1963年從荷蘭人手中接管了這個地區，並被更名為伊里安查亞省。這個省現在為印度尼西亞人治理和享有。它的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是新幾內亞人，但由於政府鼓勵印度尼西亞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亞人。由於長期接觸瘧疾和其他一些與新幾內亞人共有的熱帶疾病，印度尼西亞人沒有像歐洲人那樣碰到了一道強大的病菌障礙。對於在新幾內亞生存問題，他們也比歐洲人有更充分的思想推備，因為印度尼西亞的農業已經包括香蕉、甘藷和其他一些新幾內亞農業的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亞省正在發生的變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繼續進行3500年前開始到達新幾內亞的南島人的擴張。印度尼西亞人就是現代的南島人。
歐洲人在澳大利亞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亞土著在歐洲殖民，其原因同我們剛才在新幾內亞這個例子上看到的一樣。然而，新幾內亞人和澳大利亞土著的命運卻是不同的。今天的澳大利亞為2000萬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們大多數都是歐洲人的後裔，同時由於澳大利亞於1973年放棄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有越來越多的亞洲人來到了澳大利亞。土著人口減少了萬分之八十，從歐洲殖民地時代的30萬人左右下降到1921年最低點6萬人。今天的土著構成了澳大利亞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有許多人住在佈道站或政府保留地裡，或者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裡。為什麼土著的境況比新幾內亞人差得這麼多？
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亞適於（在某些地區）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和定居，再加上歐洲人的槍砲、病菌和鋼鐵在消滅土著中所起的作用。雖然我已著重指出了澳大利亞的氣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種種不利之處，但它的一些最富饒或最肥沃的地區仍然有利於歐洲的農業。現在在澳大利亞溫帶農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歐亞大陸溫帶的土要作物小麥（澳大利亞的主要作物）、大麥、燕麥、蘋果和葡萄，再加上原產非洲薩赫勒地帶的高樑和棉花以及原產安第斯山脈的馬鈴薯。澳大利亞東北部熱帶地區（昆士蘭）已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長范圍，來自歐洲的農民在這些地區引進原產新幾內亞的甘蔗、原產熱帶東南亞的香蕉和柑橘和原產熱帶南美的花生。至於牲口，歐亞大陸的綿羊使糧食生產擴大到澳大利亞的不適於農業的貧瘠地區成為可能，而歐亞大陸的牛則成為較濕潤地區飼養的牲口之一。
因此，澳大利亞糧食生產的發展必須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進，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氣候相似的地區馴化的，而這些地方過於遙遠，如果沒有越洋船隻的運輸，那裡的馴化動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亞的。和新幾內亞不同，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到可以令歐洲人望而卻步的疾病。只有在熱帶的澳大利亞北部，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迫使歐洲人在19世紀放棄了他們建立殖民地的企圖，只有隨著20世紀醫藥的發展，這種企圖才得以實現。
當然，澳大利亞土著是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的障礙，尤其是因為可能是最富饒的農田和產奶地區當初曾養活澳大利亞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獵採集族群。歐洲人的拓殖用兩種辦法減少了土著的人數。一個辦法就是開槍把他們打死，在19世紀和18世紀晚些時候，歐洲人認為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選擇，到20世紀30年代他們進入新幾內亞高原地區時，他們就很少這樣考慮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屠殺於1928年發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殺死了31個土著。另一個辦法就是歐洲人引進的病菌，對這些病菌土著居民還沒有機會獲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 1778年，第一批歐洲移民到達悉尼，不到一年，死於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屍體便隨處可見。有案可查的主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傷寒、斑疹傷寒、水痘、百日咳、肺結核和梅毒。
在所有適於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的地區，獨立的土著社會就被用這兩種辦法消滅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無損地倖存下來的社會，是對歐洲人無用的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地區的社會。在歐洲人殖民的—個世紀內，有4萬年曆史的土著傳統基本上被消滅殆盡。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我在本章開始後不久提出的那個問題了。英國白人殖民者在對一個大陸進行殖民的幾十年時間內創造了一個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而這個大陸上的居民在經過了4萬多年之後仍然過著四處流浪的狩獵採集生活。除了假定土著本身的種種缺點，我們怎樣才能對這個事實作出解釋呢？這是否就是對人類社會演化的一個完全的對照實驗，使我們不得不接受一種簡單的種族主義的結論？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很簡單。英國白人殖民者並沒有在澳大利亞創造出一個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他們不過是把所有這些成分從澳大利亞以外的地入引進罷了。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種作物（澳洲堅果除外）、冶金知識、蒸汽機、槍砲、字母、政治機構、甚至病菌。所有這些都是在歐亞大陸環境下1萬年發展的最後產物。由於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陸的那些殖民者繼承了這些成分。歐洲人從來沒有學會在沒有他們所繼承的歐亞大陸技術的情況下如何在澳大利亞或新幾內亞生存。羅伯特·伯克和威廉·威爾斯聰明得能學會寫字，但要在土著生活的澳大利亞沙漠生存下去，他們的聰明就不夠用了。
在澳大利亞創造社會的人是澳大利亞的土著。當然，他們所創造的社會不是一個有文字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工業民主的社會。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亞的環境特點直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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