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北碑南帖相映生輝

清代書壇，各種書體、各種風格爭輝鬥艷，由於距今較近，留下的書跡也最多。 清代前期，趙、董書法因康熙、乾隆等帝王的喜愛而風靡一時，最終形成毫無藝術生氣的以“烏、方、光”為特色的“館閣體”書法。 對“館閣體”書法窒息藝術的現象，一些有膽識、有藝術個性的下層文人書法家十分不滿，他們紛紛以狂怪獨特的藝術進行抗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鐸、傅山、鄭板橋、金農等。 但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帖學大盛的時期。乾隆時，將《淳化閣帖》摹刻上石，以拓本賜近臣，又出內府所藏魏、晉以降歷朝書法，刻《三希堂法帖》。此外，還有《快雪時晴帖》《滋蕙堂墨寶》《聽雨樓法帖》等，為帖學大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的書家，以劉墉和翁方綱最為著名。

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文字獄漸盛，許多文人轉而留意金石考據之學，兩週、秦、漢的金文刻石、南北朝的摩崖、唐朝的碑版墓銘的古樸天真、雄強勁健乃至粗獷的面貌，使看膩了矯柔纖弱、千篇一律的“館閣體”書法的士大夫們耳目一新，於是他們競相模仿，使碑學大盛而帖學告退，開創了近代書法的嶄新面貌。錢坫、桂馥、伊秉綬等，是這一時期的佼佼者，而成就最大的，是鄧石如。 清代後期，碑學仍然方興未艾，而帖學也有很大的勢力，形成了北碑南帖交相輝映的局面。同時，碑與帖又相互結合，成為晚清書壇的一大特色。何紹基、趙之謙等的楷書，雄強中又有靈巧蘊藉；張裕釗、康有為等的行書，流動中又寓方折，富有碑意；吳熙載、楊沂孫、吳大澂等的篆書，或圓勁秀媚，或方折瘦硬，各擅勝場；吳昌碩的篆書，更是出入《石鼓文》，古樸凝重。就是較重帖學的翁同龢等，也能自成面目，使清代書法在明代書道衰微之後，出現了一個名家輩出、爭奇鬥豔的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