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白居易

白居易少年時代雖然聰慧好學，但是並不知名。二十歲左右，到長安，謁見當時已經大有文名的詩人顧況。顧況開始沒有把他放在眼裡，看見他的名字，就開玩笑說：“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後來讀他獻上的詩，當讀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時候，感嘆說：“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進士及第，從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遷下邳（今陝西渭南）。他的一生，無論從思想、創作、仕途等方面，都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早年的白居易，意氣風發，“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與元九書》）。他在秘書省校書郎、翰林學士、左拾遺等任上，撰《策論》七十五篇，並積極上書言事。他尚未深諳仕途的艱險，不知道什麼叫韜光養晦，甚至在朝堂直截了當地對皇帝說：“陛下錯。”搞得憲宗皇帝很不滿。他與元稹是好朋友，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們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他寫了五十首新樂府詩和十首《秦中吟》，深刻揭露了中唐社會的種種黑暗現實，指斥統治者的種種暴行，使那些達官顯貴對他恨之入骨，後來終於藉故把他貶到江州做司馬去了。

這次貶謫對白居易的影響很大。他在《酬贈李煉師見招》詩中心有餘悸地說“曾犯龍鱗容不死”，於是“欲騎鶴背覓長生”去了。 白居易後期對朝廷很失望了，他大概也看到中唐時期的種種矛盾已經積重難返，不是幾首詩歌能夠挽救頹勢的了。於是，“行在獨善”的思想佔了主導地位。他不再寫那些火藥味十足的詩，也不參與日益劇烈的牛李黨爭，甚至連世事都不大過問，過起了“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的所謂“中隱”生活。他在蘇州、杭州當過刺史，因為不對別人構成威脅了，反而官越做越大，俸祿越來越高，一直做到太子太傅，甚至差一點拜相。他在詩中沾沾自喜地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官。”（《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太傅分司》）一方面，他修建園林，廣蓄歌兒舞女，日日飲酒彈琴，聽歌觀舞。一方面，與僧人道士交往，“病來道士教調氣，老去山僧勸坐禪”（《負春》），“靜念道經深閉目，閒迎禪客山低頭”（《偶吟》），就是他這種生活的寫照。他稱自己這一時期的詩歌為“閒適詩”。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歌分為諷喻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前三類以內容分，後一類以形式分，極不科學。他最重要的詩歌，是諷喻詩和雜律詩。 白居易的諷喻詩，主要是指他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他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等詩文中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詩文創作理論，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喻作用。他的諷喻詩，大膽指斥時弊，比如《賣炭翁》就明言“苦宮市也”。什麼是宮市，就是宦官內待們打著皇帝的招牌，在市場上以近乎於掠奪的低價購物。此外，《杜陵叟》《繚綾》《紅線毯》《買花》《新豐折臂翁》《輕肥》《重賦》《上陽人》等，都是鬥爭性很強的名篇。

其實，白居易的傷感詩名氣更大，因為他把和《琵琶行》都歸入這一類中。以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大概以為最早，此後，衍生出許多以此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 《琵琶行》以詩人的親身經歷，描述了一個淒婉哀怨的故事，尤其是其中對音樂的描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當時流傳就極廣。白居易死後，唐宣宗寫了一首《吊白居易》詩，其中就說：“童子解吟，胡兒能唱《琵琶篇》。”清趙翼《甌北詩話》說：“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 白居易的閒適詩，也有許多清新可愛之作，比如《暮江吟》： 還有《錢塘湖春行》： 白居易的詩歌通俗易懂，不事雕琢，但意味雋永，耐人咀嚼，對後世影響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