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正月，也有一艘木船離開夔州（今重慶奉節），出夔門，過三峽，向荊楚大地駛去。船上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他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肺病、糖尿病等長期折磨著他，不到六十歲，已經齒落耳聾，右臂偏枯。兩年後，就死在湖南耒陽的船上。
他就是“詩聖”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又因嚴武曾表其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稱“杜工部”。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人。中國詩歌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如果說王維的思想中雜有佛，李白的思想中雜有道，那麼，杜甫則可以算得上是純儒。
杜甫的家世倒未必多麼顯貴，而且在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經中落。但是，卻有兩位先祖讓杜甫引以自豪。一個是漢末名將，也是為《左傳》作注的杜預。在他身上，杜甫繼承了“奉儒守官”的思想，即進入仕途，實現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另一個是他的祖父、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所以杜甫自豪地說“詩是吾家事”。他要像乃祖一樣，成為一位大詩人。
但是，現實社會卻並沒有那麼美好。唐代以詩賦取士，但杜甫卻兩次應試不中。第一次落第對他的打擊不大，因為父親在山東做官，“忤下功考第”（《壯遊》），他就跑到山東、河北一帶遊玩，過了八九年“裘馬頗輕狂”（同上）的日子。他的壯志尚未消磨，顯得意氣風發。 《望岳》一詩，最能夠代表他此時的心情：
天寶三載（744），杜甫在洛陽與李白相會，然後一起漫遊梁、宋，並結下了一生的友誼。
天寶五載（746），杜甫參加了一次恩科考試。主持其事的是宰相李林甫，他一個人都不錄取，然後向唐明皇道賀“野無遺賢”。滿懷希望的杜甫成為這次騙局的犧牲品，這時他已經三十五歲了，於是，他留在長安求仕。
從天寶五載到“安史之亂”爆發的天寶十四載（755），杜甫困居長安十年，他求人汲引，向唐明皇上《三大禮賦》，又進《雕賦》，雖然“玄宗奇之”，命待制翰林院，但終究沒有了下文。這十年間，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寄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嘗盡了人生的艱辛。最後，被授予一個從九品的小官——右衛率府冑曹參軍。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他到奉先縣探望妻子，寫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詩中的名句。就在這個時候，“安史之亂”爆發了。
天寶十五載（756），肅宗在靈武即位。杜甫聽到消息，安頓好家小，就準備趕去靈武。路上被安祿山叛軍所擒，困於長安，寫下了著名的《春望》《哀江頭》《哀王孫》《悲青坂》《悲陳陶》等詩。
杜甫居然逃了出來，而且到靈武見到了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襯”（《述懷》），樣子實在狼狽。肅宗被感動了，授予他左拾遺的官職。這是一個八品的小官，但是可以天天上朝見到皇帝，杜甫已經是感激涕零了。 “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同上），大感知遇之恩。
但是他其實並不會做官，所以很快因為救房琯而得罪肅宗。回到長安以後，他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永遠被趕出了朝廷。
他在華州、秦州、同谷等地呆了一段時間，這些地方是受“安史之亂”破壞最嚴重的地方，杜甫親身經歷了戰亂，寫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別”和《羌村三首》等詩歌。
乾元二年（759），杜甫身雜難民中，歷盡千辛萬苦，於歲底來到成都，開始了他流寓兩川近十年的生活。
四川未遭戰亂，成都富庶繁華，錦江兩岸風景秀麗，而且帥蜀的又是他的好友嚴武。杜甫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幾間草屋，暫時安居下來。
這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寧幸福的一段時光。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他有一點滿足了。他在《江村》詩中寫道：
暫時的安寧，並沒有消磨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在《釋悶》中表現了他對國事的憂慮：
當他聽到官軍收復了河南河北的時候，他是那樣地高興，寫下了著名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他還寫下了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表達了他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杜甫在成都呆不下去了，於是一家人坐船順江而下，來到夔州，居夔州西閣，並在瀼西又建了一座草堂。他的許多名作都寫於這一時期，如《又呈吳郎》《登高》《秋興八首》《八哀詩》《三絕句》《歲晏行》《壯遊》《解悶十二首》《詠懷古蹟五首》等。
年老時的杜甫思念家鄉，大曆三年（768），他領著家人離開四川，準備回老家。他乘舟出峽，輾轉漂泊於湖北、湖南的江陵、公安、岳陽、潭州、衡陽一帶。這時的杜甫，已是貧病交加，他最終沒能如願回鄉。大歷五年（770），病逝於潭州往岳陽的小舟上。就是在臨死之前所寫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中，他還寫下了“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詩句，表現了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的深切關愛。
杜甫的偉大，在於他的思想境界極高。封建社會的許多文人，“達則兼濟天下”尚且做不到，稍不如意，就“獨善其身”去了；有許多詩人，詩歌中也有一些憂國憂民的內容，但是，說說而已，甚至以此求名。而杜甫的忠君愛國，傷時憂民，卻是天性流露，一絲一毫做作都沒有。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都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同上）。一直到晚年，他貧病交加，已經流寓於東川夔州了，仍然說自己“每依北斗望京華”（《秋興八首》）。他回家探親，“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在這巨大的人生悲劇面前，他馬上“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因為他們的狀況比自己還不如。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他希望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是何等樣的胸懷。
杜甫以如椽的詩筆，真實地記載了唐帝國“安史之亂”前後由盛到衰的歷史，堪與司馬遷《史記》的“實錄”精神相比，他也因此被稱為“詩史”。郭沫若曾經用“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概括杜甫的一生與詩歌，是非常恰當的。
杜甫的偉大，還在於他把詩歌的藝術性推到極致。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中評價杜甫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這個評價，可以說是高到了極致。
從古到今（指唐代），名家輩出，風格各異，遠不止“顏、謝之孤高”和“徐、庾之流麗”，我們不能盡舉，也不必盡舉，而在杜甫詩中，種種“體勢”與種種題材都駕馭得得心應手，種種風格都運用得揮灑自如。
古往今來的詩人（其實也包括各種各樣的其他藝術家），都很難把什麼都玩到極致。所以要么邊塞詩寫得好的聚一起，稱為“邊塞詩派”，要么山水田園詩寫得好的聚一起，稱為“山水田園派”；要么七絕寫得好，如王昌齡，稱為“七絕聖手”；要么五言寫得好，如劉長卿，稱為“五言長城”。而在杜甫筆下，卻已經沒有這些分別了，我們只能說，無論什麼題材，無論什麼體裁，一到杜甫手上，就達到巔峰。比如沒有人把他歸入“邊塞詩人”一派，但他的邊塞詩，如《前出塞》《後出塞》等，卻比一般的邊塞詩人寫得還好；沒有人把他歸入“山水田園”詩人一派，而他的山水田園詩比一般的山水田園詩人寫得還好。你說崔顥的《黃鶴樓》是唐人七律第一，杜甫就可以拿一首七律《登高》來把他比下去。你說王昌齡的七絕很好，只有李白能夠與之媲美，其實杜甫的七絕一點都不比他們的差。樂府詩在他手中，是一大轉捩。在他之前，都是依樂府古題做詩，雖然像曹操這樣的人，已經不按樂府詩題本身的內容要求去寫，而是“舊瓶裝新酒”，用樂府舊題，寫自己想寫的內容，但畢竟受題目限制。到杜甫手中，就天馬行空般地自擬題目，自創新調了，比如他的《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等，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實際上是深受杜甫樂府詩的影響的。他的五古、七古，更是無人能敵。杜甫自己都不無自豪地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還是他中年時候的口吻。到流寓兩川以後，就說自己“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說自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了。
杜甫在詩歌上的成就，不僅空前，而且絕後，他是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