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唐詩簡史

給予了他們很高的評價。 初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是陳子昂。他的貢獻在提出了全新的、完全正確的詩文革新理論，推動了唐代詩文的革新。 陳子昂的一生，大概可以用“不合時宜”四個字來概括。他在武則天朝，沒有做過多大的官，但敢於上書指斥時弊，主張措刑息兵，整飭吏治，殊不知武則天正是通過嚴刑與戰爭來樹立威信、鞏固政權的，所以他的上書不被採用，而且最後還被武三思指使縣令段簡將他害死在獄中。

他所處的時代，是“上官體”和沈、宋近體詩最吃香的時期，而陳子昂的詩，基本上是古體。唐詩的輝煌，正是古、近體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他最大的不合時宜，是不隨流俗，不走六朝以來的綺靡道路，而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發揚的“興寄”和建安、正始的“漢魏風骨”。 陳子昂的這些主張，對此後唐詩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要論唐詩的第一功臣，非陳子昂莫屬。杜甫在《陳拾遺故宅》詩中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可以這樣說，陳子昂是初唐詩歌轉入盛唐的一個最關鍵的人物。 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開元、天寶到唐代宗大歷年間五十餘年的歷史時期。 開元時期和天寶前期，唐朝的政治經濟都達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經濟的發達，又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張旭、懷素、顏真卿等的書法，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等的繪畫，李龜年、董庭蘭、許和子、李謨、黃幡綽等的音樂都出現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成就最高的還是詩歌。

經濟的繁榮和相對寬鬆的政策，使得絕大多數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一藝之長，即可以名揚天下，其中，又以詩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詩取士，文人以詩相高。詩寫得好，名譽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詩寫得好，就可以“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對寫詩趨之若鶩，全力為之。如此廣泛的基礎，自然會產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詩人來，盛唐詩歌也因此達到了中國古代詩歌史的頂峰。 盛唐詩歌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還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崔顥……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即是。 盛唐氣象，使文人士大夫們都有一種恢宏之氣，他們對功名的追求，已經遠遠不是初唐文人那種簡單的對富貴榮辱的嚮往，而是希望能夠濟世報國，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詩歌總體來說有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邊塞詩中，是一種壯美異常的豪情；在田園詩中，是一種寧靜幽遠的恬靜；在李白的詩中，是一種大鵬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詩中，是一種憂國憂民的頓挫沉鬱。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發於天寶十四載（755）而持續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它不僅給唐帝國以巨大的打擊，使之從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幾乎震碎了盛唐詩壇，大批的詩人竟至不知所終，而開元時期最著名的兩位詩人王維和李白，一個因做過安祿山的偽官而潛心向佛，一個因加入永王磷叛軍而成為囚犯。但是，杜甫卻因此寫下了無數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詩歌，使盛唐詩壇不但沒有因為“安史之亂”而沉寂，反而更加輝煌壯麗。 盛唐詩歌已經完成了陳子昂提出的詩歌革新任務。從體裁上講，古體、近體詩都已經完善。古體詩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詩歌中佔有很大的比例，而近體詩，則不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詩人手中已經運用自如了。 盛唐詩歌完全掃蕩了六朝以來的綺靡文風，而代之以清新剛健而又絢麗多姿的嶄新面貌。

王維、李白、杜甫是盛唐時期前、中、後三期的傑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頂峰。 王維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卻比李白早得多。王維於開元九年（721）二十歲時即進士及第，當時已經名滿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寶元年（742）四十二歲時才被徵召入京。王維是唐代詩人中少有的詩、畫、音樂都達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當然的文壇領袖。他的詩歌，既體現了盛唐前期文人積極進取，希望建功立業的昂揚之氣（邊塞詩），又表現了人們熱愛山水田園的生活情趣（田園詩）。王維的詩歌非常美，甚至被蘇軾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亂”時做了偽官，雖然並沒有被治罪，但多少還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潛心事佛，“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又有消極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體現盛唐風貌。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東一帶鬧來鬧去，沒有進入以京城長安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從他的《與韓荊州書》看，他是很想進入政壇和這個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寶元年被徵召入京，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禮遇，才真正名動京師，進入了這個核心。雖然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賜金還山”（其實是被很禮貌地趕出了京城），但卻並沒有被趕出這個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後十一年左右的漫遊，反而因為仕途失意對現實有了較清醒的認識，寫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詩。 李白在政治上，既沒有王維那樣的超然淡定，也沒有杜甫那樣的深刻執著，他的政治見解有時是很幼稚的。話說得很大，但骨子裡卻是天真和狂放，所以晚年才會有捲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災難。 但是在詩歌創作上，他卻是無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詩歌充滿一種昂揚積極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時候，所表現的也是一種健康的情調，可以說是盛唐在“安史之亂”前的極盛時期的社會縮影和精神體現。 和王維、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純儒”。他自己說他的一生受家族遺傳，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達則兼濟天下”的仕途道路，路雖然沒有走通，但一生憂國憂民的民胞物與精神卻始終沒有動搖；二是“詩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個是既有赫赫軍功而又為《左傳》作注的杜預，一個是初唐著名詩人、祖父杜審言。 “安史之亂”前，杜甫的詩名雖然已經很大，也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光輝詩篇，但尚不足以稱“詩史”，更不足以稱“詩聖”。 “安史之亂”杜甫是親身經歷了的，包括後來的流寓西南。他身雜難民之中，親眼見到國家的殘破和親身體驗了人民的苦難，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與詩歌創作的激情。從《哀王孫》《悲青坂》《悲陳陶》“三吏”“三別”《北征》到臨死之前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他用如椽的詩筆，記錄了這一段歷史，世上瘡痍，民間疾苦，無不盡現筆底。 “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葉燮《原詩》），無愧于“詩史”“詩聖”之名了。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詩歌的兩大高峰，也是中國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詩人。韓愈在《調張籍》詩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是對他們最好的評價。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歷到大中年間的約一百年時間。 “安史之亂”雖然只鬧了八年，但是對唐帝國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為了平定“安史之亂”而執行的兩大錯誤國策——向吐蕃、回紇借兵而造成的外族入侵和對藩鎮的軟弱遷就造成的藩鎮割據——像兩大毒瘤，使中唐一開始就顯現出衰颯之像，但是唐帝國畢竟是“中興”了。但是，這個“中興”卻已經沒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氣，也沒有了盛唐的繁榮華貴。 中唐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表面繁榮下的重重危機，政治無復清平，吏治極其腐敗，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中唐詩壇面臨的問題是盛唐詩人境界太高，題材範圍太寬，詩寫得太好，使後人很難超越。 很難超越，就不得不另闢蹊徑。韓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賀等中唐文人都在探索詩文革新的道路。唐李肇《國史補》說：“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在詩歌領域，最有影響的是韓孟詩派和元白詩派，他們的詩歌，都在繼承盛唐成就的基礎上走出了新路，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詩到元和體變新”。 舉起詩歌革新大旗的是韓愈、孟郊和白居易、元稹。 在韓、孟、元、白之前一點的“大歷十才子”以及劉長卿、韋應物、元結、顧況等人，已開中唐詩風的先河，雖然也有一些名篇傳世，但境界都不太高，題材範圍也相對狹窄，可以算作是盛唐詩歌向中唐詩歌轉變的過渡。 韓癒的主要貢獻在散文，他是主張“辭必己出”和“唯陳言之務去”的。這個理論，也被他用到詩歌創作中。 “辭必己出”，“陳言務去”，即不抄襲前人，這本是正確的創作方法，但是如果走到極端，甚至所謂的“橫空盤硬語”（韓愈《薦士》），“險語破鬼膽”（《醉贈張秘八》），就必然走向怪怪奇奇的道路。韓孟詩派的詩人，如韓愈、孟郊、賈島等人，追求的正是這種雄奇險怪的風格，以此與盛唐詩歌抗衡。韓癒的《山石》《南山》《城南聯句》，孟郊的《偷詩》《峽哀十首》等都是這樣的作品。 白居易和元稹走的是一條相反的道路，他們繼承的是杜甫戰鬥性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和通俗化的風格。白居易和元稹所發起的“新樂府運動”，是從內容和形式上對杜甫和盛唐詩歌的繼承和革新。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和針砭時事的批判精神，是兩漢樂府的優秀傳統。從曹操的以樂府古題寫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詩歌創作，是對樂府詩歌的繼承和發展。白居易學杜，最重視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會現實，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詩歌。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盧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新樂府詩”也不過數十首，但繼承的，正是杜甫的這種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即白居易所說的“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他們強調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與元九書》），強調詩歌“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社會功能。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織婦詞》《田家詞》等，都是投向社會黑暗和權貴們的匕首和投槍。 “元和體”有時是專指元、白所創的一種新的詩體。韓孟詩派以怪怪奇奇的詩風求得與盛唐詩風的不同，元白詩派則以通俗易懂的詩風求新求變。白居易在《寄唐生》詩中說自己的詩“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元稹在《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中說杜甫的詩“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謂“當時語”，就是當時流行的通俗語言。 與元、白風格相近的還有劉禹錫、張籍、王建等詩人。 中唐詩人中高張異幟的是天才的短命詩人李賀。 他是一位超常的天才，據說很小的時候，就以才華驚動了韓愈。韓愈和皇甫湜兩大名人親自登門去拜訪他，他“總角荷衣”出迎，並即席作了一首叫《高軒過》的詩，詩寫得很好，令韓愈大為驚嘆。據說當時李賀才七歲（見唐劉嘉《隋唐佳話》）。李賀的人生是悲劇性的，一生鬱鬱不得志，死時年僅二十七歲。他的詩歌，繼承了《楚辭》和李白的浪漫主義風格，但更加誇張荒誕，詼詭譎怪，幽峭冷艷，極富個性。 中唐後期的詩壇，因杜牧和李商隱兩人的出現而大放異彩。 中唐後期，宦官勢力已經很大，牛李黨爭也非常激烈，成為藩鎮割據以外對朝廷影響很大的因素。 杜牧出生在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稱的高門大姓，雖然有“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的遠大理想和抱負，但仕途上並不得意。當了十多年的幕僚，出任過黃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他高唱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不過是滿懷失意的牢騷。杜牧的詩歌，興寄高遠，華美俊爽，尤以七絕為工。唐代詩人中，李白和有“七絕聖手”之稱的王昌齡的七絕稱雄一代，能與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杜牧了（杜甫各體皆精，不在此例）。 李商隱和杜牧並稱“小李杜”，他的身世就要淒涼得多了。他的老師令狐楚是牛黨中人，岳父王茂元卻被歸入李黨，於是，他受到牛、李兩黨的共同排斥，一生鬱鬱不得志，踏入仕途三十餘年中，有十多年輾轉於各地幕府，遠離妻子，漂泊異地。他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人，也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他的各類有關時事政治的詩有百餘首，佔了他傳世六百餘首詩歌的六分之一。但他最受人喜愛的，還是那些雖然有些晦澀的詠懷詩和愛情詩。 和盛唐相比，中唐詩壇的境界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後世難及的繁榮時期。 晚唐（860-907）指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末。 晚唐時期，唐帝國已是千瘡百孔，早已無復盛唐的繁盛氣象，晚唐的詩歌，也沒有了盛唐的恢宏之氣和中唐的中興氣象，而大多充滿一種傷感悲涼的情緒，但是，在詩歌的寫作技巧上，卻又有一定的發展。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詩歌大多不是自嘆窮途之悲，就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以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杜荀鶴等為代表，繼承杜甫和白居易的詩歌傳統，敢於大膽揭露社會的黑暗。 第二，以賈島、姚合為代表，其詩內容狹窄，極少反映社會生活，多警句而少佳作。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稱“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蘇絳作《賈司倉墓誌銘》，稱其“孤絕之句，記在人口”，形成一種清瘦苦僻的藝術風格。 第三，以韋莊、司空圖、韓偓等為代表，這些人大多仕途較暢達，生活較優越，他們的詩，多逃避現實，或寄情山水，或沉迷聲色，格調不是很高，但藝術成就很高。 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三羞詩三首》是對杜甫和白居易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繼承，大膽揭露了晚唐社會的一些弊端。陸龜蒙的《村夜》《刈獲》《築城詞》，劉駕的《戰城南》《吊西人》《賈客樂》，曹鄴的《官倉鼠》《築城》《薊北門行》，聶夷中的《田家二首》《公子行》，杜荀鶴的《山中寡婦》《蠶婦》《田翁》《傷硤石縣病叟》《再經胡縣城》等鬥爭性很強的現實主義詩歌，是晚唐詩歌中的傑作。 溫庭筠是晚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時代歸屬也一直沒有定論。從生卒年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中唐晚期；從詩歌的風格看，又完全是晚唐氣象。他屢試不第，一生潦倒，詩歌多藉詠史諷今，或抒發憤懣之情。他與李賀有相似之處，但沒有那些奇詭幽峭的意境；他有與李商隱一樣的濃麗清秀，但沒有李詩的晦澀。他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不是詩，而是詞。 這一點，韋莊與溫庭筠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韋莊早年遭遇黃巢起義，輾轉逃難，避處西蜀以後，官居顯宦，為前蜀王建所倚重。他的詩“傷時傷事更傷心”（韋莊《長安舊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唐末動蕩的社會現實。他和溫庭筠一樣，詞名比詩名更大。 賈島、姚合與溫庭筠一樣，時代歸屬也一直沒有定論。有人把他們歸入中唐，是從他們活動的時間來分的；有人把他們歸入晚唐，是從他們詩歌的風格來分的。賈島、姚合的詩歌，是苦吟一派，氣象確實又入晚唐。苦吟，似乎又可以叫“吟苦”，即他們所抒發的，多是個人貧困生活的困窘和哀嘆，題材內容非常狹窄。苦吟的另一層意思，則是刻意推敲的創作態度。賈島《送無可上人》詩有這樣兩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並不見得有多麼高妙。但他在《題詩後》中卻寫道：“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但是這種創作態度，使他們在詩歌的技巧，尤其是近體詩方面有很高造詣，成為後人競相模仿的對象，對宋代詩歌的影響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