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宋詞的體裁

宋詞的體裁形式，主要有令、引、近、慢四種。據張炎《詞源》所說，它們的區別主要在體制的大小。短者為“令”，又稱“小令”，“引”“近”“慢”則逐漸加長。但另一種更為簡明的分法，是小令、中調和長調，完全是按照字數的多少來分的。這種分法為近代大多數學者和文學史所採用。 一般來說，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八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 詞牌的數量非常大，宋人常用的有一百餘個。而清代乾隆年間編寫的《欽定詞譜》（《四庫全書》作《禦定詞譜》），就收詞調八百二十個。加上變體，一共二千三百零六體之多。 不僅如此，為了豐富詞的體裁，又有攤破、添字、添聲、減字、偷聲、促拍、摘遍、犯調等手法。 為什麼不直接用一個新的調名，而要在舊有的調名上加上“攤破”“添聲”等字樣呢？這還是和音樂有密切的關係。另創新調，曲調完全憑空創作。而攤破、添字、添聲、減字、偷聲而成新調，不僅僅是簡單地在原調字數上的增減，而且是音樂發生了變化，或是樂句的增加，或是樂句的減少，因而對歌詞有相應的增減要求。曲調仍用舊調主題乃至旋律，而採用諸如模進、加花重複、循環、分裂、綜合等作曲手法加以變化，二者之間在音樂上是有非常密切的血緣關係的。這樣，新成的詞調既與舊調不完全相同，又有許多相似之處，相當於音樂作品中同一個主題的多種變奏，和重新創作是完全不同的。

攤破和添聲、添字，是在原詞牌基礎上增加字句，如《攤破江城子》《攤破浣溪沙》《攤破訴衷情》《添字采桑子》《添字漁家傲》《添聲楊柳枝》等。 比如《浣溪沙》，原調為上、下兩片，六句，共四十二字。 《攤破浣溪沙》則是在上、下片後面各增加一個三字句。例： 蘇軾 李璟 再如《楊柳枝》，原為七言四句。 《添聲楊柳枝》則在每句下加一個三字句。例： 劉禹錫 陸游 添字的情況略有不同，它不是增加一個整句，而是在原調某句中增加字數。增加的結果，也可能句數不變，如《添字畫堂春》是在《畫堂春》的上、下片尾句四字句中各增加一字，變成五字句，但全調句數仍為八句。而《添字采桑子》，則是在上、下片尾句七字句中各加兩字，變成上四下五兩句。全調由原來的八句變為十句。例：

歐陽修 李清照 減字、偷聲是在原詞牌基礎上減少字句。如《減字木蘭花》《減字浣溪沙》《偷聲木蘭花》等。 《減字木蘭花》，是將《木蘭花》原調上、下片第一句和第三句七字句各減去三字，成四字句。 《偷聲木蘭花》是將上、下片第三句七字句各減去三個字，成四字句。例： 歐陽炯 李清照 張先 促拍是指加快原曲的節奏，所謂“促節繁聲”，又稱“急曲子”，如《促拍采桑子》《促迫滿路花》《促拍醜奴兒》等。節奏的變化，必然導致旋律的變化，乃至樂句的增減，其曲調仍然是舊調主題乃至旋律的變奏，二者之間在音樂上也有著非常密切的血緣關係。比如： 辛棄疾 柳永 表面上看，兩者之間幾乎看不出什麼明顯的聯繫。可惜的是詞的曲譜早已失傳，不然，也許我們可以找出它們之間在音樂上的關係。

摘遍是在大曲中摘取數疊。宋沈括《夢溪筆談》：“凡曲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如《泛清波摘遍》《薄媚摘遍》等，而《水調歌頭》《六州歌頭》等也應該歸入這一類。 這些手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犯調”。 什麼是犯調呢？ 我們知道，每一個詞牌都屬於一個固定的宮調，如《菩薩蠻》《踏莎行》《浣溪沙》屬中呂宮；《感皇恩》屬道調宮；《清平樂》《醉桃源》屬大石調；《定風波》屬雙調等。這裡麵包含了調高和調式兩個因素。比如《菩薩蠻》等屬中呂宮，按張炎《詞源》所列八十四調，當為夾鍾宮，也就是說，它屬於以宮音為主音的宮調式，而調高則是宮音等於夾鍾。而《清平樂》等屬大石調，按張炎《詞源》所列八十四調，當為黃鐘商調，也就是說，它屬於以商音為主音的商調式，而調高則是商音等於黃鐘。

如果在一個曲子中不改變調式，只改變音高，比如由某一宮調試轉入另一宮調式，由某一羽調式轉入另一羽調式，叫做“轉調”。 如果改變調式，比如由宮調式轉入商調式，由羽調式轉入角調式等，就是“轉調式”。 這兩種情況，古代都稱作“犯調”，或者叫做“犯宮”。這樣做，使樂曲更富有變化，更具有藝術表現力，但是卻增加了演唱或演奏的難度。 姜夔在《淒涼犯·自序》中解釋犯調說： 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案：即宮調式樂曲轉入商調式，餘類推），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

姜夔這裡所說的“犯”，是指轉換調式而言，即宮調式轉為商調式，或轉為角調式等。但是它並非無原則地亂犯，而是有一定條件，即新轉入之調必須與本調“住字”相同。所謂“住字”，就是“結音”“基音”，即今天所說的“主音”。當兩調主音音高相同，才可以相犯。 唐人樂書所說的“宮犯宮為正”才是指轉調，即調式相同，如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等，同為宮調式而音高不同的兩調之間的相互轉換，相當於現代音樂中的“轉調”，如C大調轉G大調等，這在現代音樂中使用極多，而姜夔以為“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在今天看來是不正確的。 宋詞犯調的一般方法，是在不同的幾個詞牌中各選出幾句連綴成一個新詞牌。如《四犯翦梅花》（又名《三犯錦園春》），就是由《解連環》第七、八句，《醉蓬萊》第四、五句，《雪獅子》第六、七句，《醉蓬萊》第九、十句連綴而成的。又如《江月晃重山》，上下片上三句，下二句《小重山》。此外，還有《三犯渡江雲》《小鎮西犯》《六醜》《四犯令》《尾犯》《玲瓏四犯》《倒犯》《花犯》《八犯玉交枝》等。要注意的是，在各詞牌中所選出的句子，是既包括了句式，如字數、平仄、韻律等，也包括了曲調的。因此，並不是隨意選裁拼接都行的，拼接以後所形成的新調，旋律一定要流暢優美，便於歌唱。也就是說，在選取某一詞牌的某幾句時，必須考慮到它與所選的其他詞句在音樂上是否能夠銜接。

犯調的手法，在唐代就已經很流行了。宋陳暘《樂書》卷一百六十四“犯調”條說：“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為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劍器》入《渾脫》，始為犯聲之始。”到宋代，則更為流行。 《詞源》說： 迄於崇寧（1102—1106）立大晟樂府，命美成（周邦彥）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種“犯調”的表現手法，使樂曲不致過分單調而富有變化，但是卻使演唱變得困難，需要演唱者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在唐代，能夠演唱“犯聲歌”，被視為一種了不起的本事。 《蓮子居詞話》說：“《六醜》詞，周邦彥所作。上問'六醜'之義，則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極難歌。'”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唐、宋藝人演唱技藝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