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詞的產生

在中國詩歌史上，能夠和唐詩並稱雙璧的，是宋詞。 詞是一種新興的文學體裁，它與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剪不斷，理還亂”；它和詩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如果從廣義的角度看，它們根本就是一家，但是，它又與詩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就像國畫中的工筆和寫意，從大處講，都是國畫，但無論是材料、技法，甚至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都有很大的區別。 詩歌在唐代，已經走到了極致，尤其是近體詩，可以說已經是集詩歌的大成，精美絕倫了，但是，它的一些弊端也就因此表現出來了： 第一，過分的雅化。唐人對詩歌的意境、興寄、格律、典麗非常講究，就連比較通俗的“元和體”詩歌都會遭人詬病，再次一點的，就直接被稱為“打油詩”了。 第二，句數和字數的嚴格規定，使其變化較少，尤其是與音樂的配合會顯得單調。

這種格律精嚴的近體詩，有一點像西方歌劇中的詠嘆調，美則美矣，但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在民間，大家喜愛的還是比較通俗的民歌、小調一類的東西。 在隋代，就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歌曲形式，它不像近體詩那樣嚴格地規定必須為四句或八句，每句必須為五字或七字，但又不像古體詩那麼自由；它有許多種表現形式，每一種也都有固定的程式和曲調，字數和句數也有嚴格的規定，但是形式很多，長短各異，給人以很大的選擇空間，而且它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一定要入樂歌唱的。這種新興的歌曲形式，叫“曲子詞”，簡稱為“詞”。 當詩歌在唐代發展到極盛，其實也就是極度規範的時候，它和音樂的矛盾也就進一步地激化了。 整齊的五、七言句式，固然限制了音樂的發揮，但是，只要我們不堅持認為唐詩是一字一音的，這種限制實際上是並不嚴重的，音樂照樣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真正對音樂和演唱形成製約的，是句數，是“選詞配樂”的演唱方法。

我們都知道，構成樂曲的最基本單位，除去“動機”以外，就是樂句。若干個樂句構成樂段乃至樂章或整個樂曲。當一首歌需要把某種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時候，往往需要反复詠唱，那麼，樂句的多少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當詩歌在唐代被格律化以後，最習見的是五絕、七絕、五律、七律四種，它們分別是四句或八句，因此無論每一個樂句如何變化，一首歌一般都只有四個或八個樂句，後人說“詩又不勝方板”，指的大概應當是這種情況。 要解決這個矛盾，如許多人所說的添加“泛聲”“虛聲”“和聲”等等都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增加句數。最簡章的辦法是“疊句”乃至“重章”。王維《渭城曲》被演為《陽關三疊》，就是因為原詩只有四句，不能完全表達朋友之間那種依依惜別之情，所以把有的詩句一疊再疊，也就是一句詩反复唱兩遍，說白了，是為了增加句數，給音樂的創作留下更多的空間。

那麼，古已有之的齊、雜言詩，字數句數均無限制，不是很符合作為歌詞的條件嗎？確實，它可以達到一唱三歎的效果，也給音樂的創作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但是，它的過分自由，沒有規律，又使它不便歌唱。 詩歌的演唱，有“由詞定樂”和“選詞配樂”兩途。 所謂“由詞定樂”，是指先有了詞，再根據詞的長短、平仄、句讀、情緒等等因素為之配樂；所謂“選詞配樂”，是指先有了曲調，再選取相應的詩歌與之相配。如果是“由詞定樂”，即先有歌詞，再根據歌詞作曲，那麼，詩的字數句數的多寡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如果這樣，除少數詩歌以外，每一首詩都得重新作曲。如果是“選詞配樂”，那麼，採用同一曲調，歌詞的形式應該差不多，而過分自由，沒有規律的古詩，是很難採用現成曲調演唱的。

隋、唐時期出現的曲子詞，正是為了既滿足不同詞牌字數句數自由，而同一詞牌又在字數句數乃至平仄韻律上都有嚴格規定而產生的。它最大的好處是旋律寫作自由，絕不“方板”，而又完全滿足了人們“倚聲填詞”，即一般人只管作詞，而演唱者都可按固有的曲調演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