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元明清時期的音樂

元、明、清時期，是我國戲劇、曲藝、民間歌舞空前繁榮的時期。 元代統治者不重視文化的發展，他們追求的是聲色犬馬的享樂，其中就包括對歌舞音樂的喜愛，他們甚至在行軍打仗的時候，也以歌伎自隨。 元人統一中國以後，在宋、金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影響下，吸收了北方一些地方文藝和民歌的養料，形成了一種新的表演藝術——元雜劇。 元雜劇已經是標準的戲劇了，有情節，有場次，有角色行當的劃分，有唱、念、做、打的基本表演程序。它的音樂，實際所用的宮調只有九個，即所謂的“五宮四調”。 詞到宋末，很多都已經不可歌了，一方面是文人創作過分雅化，已經喪失了詞的通俗性和生活化特色，已經遠離了廣大民眾，成為少數文人雅士案頭的玩物。一方面，是舊譜的零落。

就是可歌之詞，大多已經傳唱數百年之久，早已沒有新鮮感了，因此，統治者和文人雅士又把眼光投向民間，到民歌中去尋找新的形式，去汲取新鮮的養料，創造新的藝術形式。於是，一種新的詩歌形式散曲就應運而生了。 散曲在元代，是一定要歌唱的，它的音樂，來自於民間的所謂“俚曲”，也就是民歌。散曲中的許多曲牌，如《貨郎兒》《蔓青菜》《豆葉黃》《十棒鼓》《村里迓古》《鮑老兒》《山石榴》等，一望而知是出於民間的。散曲的另一個來源，是唐、宋以來已經高度發達的參軍戲、踏搖娘、大曲、法曲、院本、陶真、唱賺、鼓子詞、諸宮調等，散曲從其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使之成為繼詩和詞以後又一個輝煌的樂歌形式。 元代又出現了一些新樂器，重要的有三弦、火不思、雲璈、七十二弦琵琶、胡琴、興隆笙、魚鼓和簡子等。

明、清兩代，是市民文化勃興的時期，雖然在上流社會，詩詞和散文辭賦仍然被當作正統文學而受到喜愛，但是，自先秦以來一直不太發達的小說和戲劇卻空前地繁榮起來。 明代，海鹽腔、餘姚腔、弋陽腔、崑山腔“四大聲腔”在江蘇、浙江、江西、安徽一帶興起，使戲劇的聲腔音樂得到極大的發展。 除了四大聲腔以外，還陸續產生了一些其他的聲腔。在清代花部諸腔中，除了弋陽腔外，最重要的還有秦腔、徽調和皮黃腔。在眾多聲腔的影響下，最終形成了被稱為“國劇”的京劇，同時，也形成了眾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戲。 除了戲劇之外，明、清時期說唱藝術也十分繁榮。 明、清兩代，都以北京為都城，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文化圈。同時，東南仍然是重要的經濟繁榮區，形成了以揚州為中心的南方文化圈。此外，江、浙的蘇州、杭州，河南的汴梁地區，陝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閩南的番禺，以及山東、河北、湖北、湖南、東北等許多地方，文化娛樂都很繁榮，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說唱藝術，它們大致可以劃分為八類，即：

1.鼓詞類：梨花大鼓、滄州木板大鼓、京韻大鼓、樂亭大鼓、東北大鼓、河南墜子等。 2.彈詞類：蘇州彈詞、開篇、揚州彈詞、長沙彈詞等。 3.時詞小曲：天津時調、上海說唱、湖北小曲、四川清音、湖南絲弦等。 4.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漁鼓、衡陽漁鼓、四川竹琴等。 5.牌子曲：單弦、南音、廣西文場、蘭州鼓子、青海平弦等。 6.琴書：北京琴書、徐州琴書、安徽琴書、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 7.走唱：十不閒、蓮花落、二人轉、鳳陽花鼓、車燈等。 8.雜曲：紹興蓮花落、錦歌、三棒鼓、善書、粵曲、荷葉等。 這些說唱音樂，有的偏重於說，有的偏重於唱；有的由唐、宋以來的鼓子詞、唱賺、諸宮調等並吸收戲劇音樂發展而成，有的是在民歌和小調的基礎上發展而成。

明、清時期的器樂，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很大的發展和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樂器的出現。最重要的是嗩吶的出現。 2.拉弦樂器的大發展。由於戲曲發展的需要，新的拉弦樂器大量出現，如用於京劇伴奏的京胡、京二胡，用於梆子戲伴奏的板胡，用於川戲彈戲伴奏的蓋板子，用於湖南花鼓戲、長沙絲弦、祁陽小調等伴奏的大筒，用於呂劇、山東琴書伴奏的墜胡，用於河南墜子的墜琴等。 3.琵琶演奏的進步。 4.古琴琴派林立。 5.大量的器樂合奏形式的出現。重要的有江南絲竹、西安鼓樂、十番鼓、廣東音樂等。 自明代中葉以後，西方音樂逐漸傳入中國，對中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