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尚書·大禹謨》（節選）
2006年11月13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之際，溫家寶總理來到會場。在和代表談心時，溫總理引用《尚書·大禹謨》裡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告訴在座的各位代表：我們講“善”，就是要在為了中國的光明未來而追求真理的進程中，與人為善，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隨後，溫總理指出：文學藝術家更要積極反映和大力弘揚那些善的事物和行為，因為這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一句中所談到的“善政”，與儒家所主張的“德政”、“仁政”是同一意思。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他在《陳十事》中說：“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民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畏刑罰則盜寇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禍亂不興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簡言之，“善政”就是給人民好處或造福於民的政治。
其實，儒家歷來所倡導的仁政就來源於大禹的善政思想。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儒家的筆下，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等被推崇為先王和聖賢。孟子曾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孟子·滕文公下》）顯然，孟子推崇“大禹、周公、孔子”為三聖。宋代大儒朱熹也曾明確提出：“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中庸章句序》）由此可見，大禹是歷代儒家所推崇的聖賢。而大禹治理政事，依憑的正是德治和法治，而非權勢。在大禹時期，如何團結眾多的部落，使其能夠“賓服於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禹採用的辦法是先“敬業修德，以身垂範，使其感懷”，這樣一來，天下的老百姓就會遵從，就可以做到政令統一。對於大禹的評價，《史記》曰“其德不違”。 《淮南子》記載說：“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史記·太史公自序》裡也談到：“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正如同以上各部典籍所載，大禹正是靠德來感化民眾，使其臣服的。
大禹治國不僅有賞有罰，而且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根據歷代傳說，後人編撰、整理出了《禹刑》一書。 《漢書·刑法志》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吳越春秋》記載大禹“造井示民，以為法度”。井，指的就是法律，將法律公佈於眾，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遵守。除此之外，大禹還提出了“刑期於無刑”的主張。大禹認為，要維護國家統治，刑罰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而只有施德政，才會減少犯罪，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由此可見，在大禹的治國理念中，法治和德治是相互結合的，用刑的目的是為了將來不再用刑。所以《荀子》裡評論說：“禹之法猶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溫家寶總理引用《尚書·大禹謨》中的這句話，強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的施政主張，體現了其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目的也正是在強調，要把科學發展的成果體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體現在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求上，體現在人的全面發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