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故國人民有所思。 這首詩最早發表於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 這首七律毛澤東生前曾審定過，並準確標明作於1966年6月。這對於理解這首詩十分重要。詩中的敘事、寫景、抒情和議論，都與當時發生的國家大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但此詩不是紀實，更非論事，而是言志。 《尚書·舜典》雲：“詩言志，歌永言。”杜預注：“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弄清詩句背後所要表現的史實不是主要目的，而通過確鑿的史事考索，捕捉到詩人復雜的感情律動和心路歷程，則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詩從敘事起，說明作詩的緣由和地點。首句點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時。有何事？這年6月10日，毛澤東會見親密的老朋友、越南黨和國家的領袖胡志明，在談到中國當時形勢時說：“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七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不過，“現在我們不搞清官這件事了”，而是“發動群眾整反動分子”（轉引自陳東林《毛澤東詩史》第332頁）。這段話的珍貴價值，在於廓清了人們各種各樣的揣摩和猜測，確鑿無誤地提供了“這場鬥爭”的由來和現狀發展的線索，為解讀全詩找到詩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據。

1965年11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吳晗開始寫的論文《論海瑞》和後來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本來是響應毛澤東1959年4月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時鼓勵敢於講真話而提出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的號召，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組織下創作的。在北京演出時，也毫無影射罷彭德懷官的意圖。但是不久，當年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代表廣大農民群眾對大躍進的錯誤和影響提出尖銳而審慎的批評，卻遭到毛澤東針鋒相對的批判，不久被罷官。受到批判的彭德懷一直不服，1962年正式向中央遞交了長達八萬言的申辯書，結果又被毛澤東指責為“翻案”。此時，江青、康生多次向毛澤東進言，說《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於是，江青夥同張春橋在上海陰謀組織了姚文，並送毛澤東看過三遍。姚文蠻橫無理、斷章取義、顛倒是非、任意上綱，竟說1960年寫的、1961年上演的《海瑞罷官》，是反映1962年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向黨進攻的“翻案風”的。文章發表後招來一片反感之聲。除支持姚文的華東局、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領導的華東各省報刊轉載外，不知內情的北京和其他省市區暫時均未轉載，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後來，他嚴厲批評以彭真為第一書記、市長的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年12月，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這一重要論斷，把一場學術爭論提到了政治鬥爭的高度，從而引起了一場全國范圍的政治批判浪潮，成為不久以後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就在姚文發表第三天的11月13日，毛澤東離開北京經山東、安徽、江蘇，於11月19日抵上海，月底時到達杭州。除中間曾到過上海、南昌以外，他在杭州一下子住了六個多月，直至第二年即1966年6月15日離開杭州，經長沙回到他的家鄉韶山，住在滴水洞。 6月28日到武漢，7月16日暢遊長江，於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次是他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59年）南巡，前後共八個多月。 6月間住在滴水洞時，毛澤東寫下了這首七律，這也就是第二句詩的來歷。 詩人把這次南巡輕鬆浪漫地戲稱為“南國踏芳”。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此次南行的心情實際上卻十分不輕鬆，用憂心忡忡來形容也不算過分，甚至可以說是十分不尋常，延續著他從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以來，一直思索著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致命問題：中國將走向何處？中國會不會重蹈蘇聯的覆轍：“黨變修”、“國變色”，老一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毀於一旦——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一個現實而緊迫、刻不容緩、必須解決的大問題。

一位熟悉韶山滴水洞山水形勝的毛澤東詩詞鑑賞者，通過具體考證得知，毛澤東住在滴水洞期間經常下雨。有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雨，使這個三面環山的別墅出現了一片奇異的景色：南面的龍頭山下傳來陣陣波濤奔湧的轟鳴，山中的枯枝敗葉順流而下；北面虎歇坪上鬱郁青松枝葉繁茂，挺拔向上。面對此景此情，詩人借景生情，結合如何克服阻力、推進“文革”運動的憂慮，寫下了可以抒發心中憤懣，又極具主觀色彩的兩句詩：“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其中的“怒”、“隨”、“馳”字，活化了沒有感情的外界事物，準確表達了詩人內心的怒火和不平，含蘊著一股摧枯拉朽之勢。 昨夜的風雨乃至雷鳴，使詩人的思緒像是又飛回了北京。於是，他寫出了此詩第五、六句：“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氣勢宏偉，雷霆萬鈞，把“文革”發動時的狂熱風潮描繪得無與倫比，充分錶達出詩人對這場運動的高度讚美，感奮、期待和必勝信念充溢在兩句十四個字中。 “滿”字極贊群眾起來造反的踴躍和熱烈，億萬人民身穿綠軍裝投入戰鬥的雄姿，高舉紅語錄形成一片紅海洋的場面，加上上下翻捲的無數面紅旗，極為壯觀。一個“走”字，再現了當時群眾運動風馳電掣般的迅速發展。其形勢如急風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擋的。

但是，已經七十多歲的革命家毛澤東，此時雖然仍然具有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生奮鬥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豪情壯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考驗和鍛煉，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歷練和冷靜。於是，詩人的感情在激盪澎湃之後急轉直下，寫下了令人難解的最後兩句詩：“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這種抒寫，既可以看做是風雨過後轉為瀟瀟細雨的景物感懷，又為全詩製造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氛圍。在詩情發展的脈絡上，可以說是前面風雷激蕩的心曲變奏。詩人憑闌在瀟瀟細雨中靜聽。靜聽什麼？接著詩人又把這種靜聽引發出來、開展出去，想到全國人民此時此刻也在“有所思”。於是，詩人的靜聽和人民的所思，便成為此詩的“詩眼”，也自然成為解讀此詩的關鍵所在。

詩人憑闌（欄）聽雨，不禁讓人想起岳飛在《滿江紅》詞中那種“仰天長嘯”的悲壯。不過毛澤東在詩中流露的，卻是悲壯沉鬱加憂患的特殊感情。至於結句中詩人為什麼要把自己的“憑闌（欄）靜聽”和“故國人民有所思”緊緊聯繫在一起，在毛澤東看來，他對“文革”的理解和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從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願望出發的。他認為開始時，有的人也許不甚理解，甚至反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堅信他們注定會理解、會擁護的。對此他充滿信心。他的心為此似乎也感到無比寬慰。這就是毛澤東的悲劇所在。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 “文革”逐步演變為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浩劫，這是毛澤東本人也難以預料的。歷史的發展最終證明：人民不僅推動了歷史的飛速前進，而且在前進中尋找和發展了真理。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了沉重的經驗教訓，開闢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