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擊楫至今傳。 ，立馬曾揮北地鞭。 ，彩雲長在有新天。 ，江草江花處處鮮。 這首詩最早發表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1965年，毛澤東對中國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年1月通過的“二十三條”提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隨後他越來越多地考慮解決的是中央領導人的修正主義問題。九、十月間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再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他甚至說：“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11月10日，在江青策劃下，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澤東把發表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頭”，實際上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免去了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12月初，毛澤東離開北京到杭州，不久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羅瑞卿受到批判。 12月21日，毛澤東回到杭州，對陳伯達等人講，“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2月24日，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了南昌。在南昌期間，他又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談羅瑞卿問題。 （歷史背景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

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首次公開刊印了《七律·洪都》。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標註為“1965年”。但從起句“到得洪都又一年”所提示的毛澤東1964和1965這兩年來到南昌的日程，我們可以判定，這首律詩的草創時間，正臨近毛澤東的七十二歲壽辰。毛澤東晚年常愛引用民間俗語：“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毛澤東在自己生日到來之時寫下的《七律·洪都》，為我們探問“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詩言志”的心路流緒，留下了一首至為難得的詩篇。 南昌既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的革命英雄城市，毛澤東對南昌懷有深厚的感情，全國解放後曾多次來到南昌視察。毛澤東熟讀王勃的《滕王閣序》，1958年曾為考證王勃的年齡以及命運遭際，寫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語，稱讚“少年英發”的王勃“以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寫了十六卷文學作品”；同時大發議論：“青年人比老年人強”，“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可以想見，王勃《滕王閣序》的名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令毛澤東也聯想到曾經當過“豫章王從事中郎”的東晉名將祖逖；而南昌人對祖逖中流擊楫、聞雞起舞等傳奇，口口相傳至今，也給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首七律的首聯，自然從“祖生擊楫至今傳”的吟唱起句；緊承的第二聯，既是詩人對祖逖事蹟的吟詠，更喚起了詩人對自己當年南北征戰經歷的記憶。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以革命的武裝對抗國民黨的反革命血腥暴力；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秋收起義，在井岡山開創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此後，直至紅軍轉戰北上抵達陝北，毛澤東與紅軍戰友們，在南方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和反“圍剿”戰爭的狂風驟雨中，歷經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奮戰，可謂“聞雞久聽南天雨”！而從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到八年抗戰和為建立新中國進行的決戰，毛澤東運籌帷幄，“敢教日月換新天”，“天翻地覆慨而慷”，這樣一個20世紀中國歷史最巨大變革的征程，在毛澤東的歷史記憶中，他自稱為“立馬曾揮北地鞭”。 再次來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南昌，在南昌世代流傳的祖逖“聞雞起舞”、“擊楫中流”的歷史名典，不但喚起了毛澤東的歷史記憶，也令詩人在展望新的征程時詩興洋溢，豪情滿懷。大家知道，毛澤東從來不贊成為自己祝壽。但在自己的七十二歲壽辰來臨之際，他可能破例吟詩為自己做壽。他以老當益壯的情懷，向已經不可抗拒地步入老邁之年的自我，發出了新的挑戰：“鬢雪飛來成廢料，彩雲長在有新天。”前句無疑是自嘲的口氣，而非自怨自艾，反語中蘊含有自警自勵的意味。詩人直面老年已至，不服老地歌唱起“彩雲長在有新天”。毛澤東堅守自己一生所為之奮鬥的理想信念的話語，何嘗不也傳達出詩人正在緊鑼密鼓地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革命”的心聲。

1964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時強調，“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從“文化大革命”前夕到毛澤東逝世，接班人的問題一直是毛澤東密切關注的大問題。 《洪都》七律結句“年年後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以樂觀浪漫的語調，抒發了領袖對“革命自有後來人”的急切期盼。詩人把“長江後浪催前浪”這一俗語，改寫成“年年後浪推前浪”，其中“年年”與全律首句“到得洪都又一年”相呼應，詩句中也蘊含了歲月更替、“吐故納新”的緊迫感。 毛澤東在1965年7月曾致信陳毅說：“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致陳毅》）1966年1月29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複信中談到：“數接惠書及大作詩詞數十首，均已收讀，極為高興。”“看來你的興趣尚濃，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詩人發此感慨，距離《七律·洪都》的寫作不過一月之久。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寫下的這首政治詩，在詩人逝世之前並未公開發表過，或許詩人對自己所寫的七律確有不滿。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吟詠這首詩時，未曾料及他所發動的這場“文革”，後來竟演變成為長達十年的全國性內亂，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悲劇，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也是詩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