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裡每相違。 。 ，昆雞長笑老鷹非。 ？ 這首詩最早發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報》。 1963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解放軍的傑出的領導人之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代總理鄧小平同志在首都各界公祭羅榮桓儀式上的悼詞》），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羅榮桓終因長期抱病工作，積勞成疾，不幸在剛履花甲之年即與世長辭。噩耗傳來，舉國悲慟。 “消息傳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中斷了會議，領頭起立默哀，他說：'一個人數十年如一日，忠於黨的事業，很不容易啊！'這是對羅榮桓一生的高度評價。”（蕭華《艱苦歲月·我的良師羅榮桓同志》）會議一結束，毛澤東立即與賀龍、聶榮臻趕往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據毛澤東原護士長吳旭君給汪東興寫的報告中說：“在這之後幾天中，主席講話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藥後仍睡不著，躺在床上寫東西。”“已是半夜”“他仍舊在寫”直至“天亮以後”“寫完了”，卻仍沒有睡意，“閉著眼睛不停地獨自吟著詩句”。 “問主席：'是誰能使閣下這般欽佩？'主席從我手中接過詩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寫了個題目——'吊羅榮桓同志'。”（吳旭君《關於毛澤東寫作〈吊羅榮桓同志〉一詩的經過》）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這首悼亡詩產生的具體氛圍，這就是毛澤東在“情緒不好，不願意寫字”之時，“發乎情之不容已”（《劉大櫆文選》）所經歷的一段激盪感情的心路。這首寫後幾經吟哦而“書題”的悼亡詩是一位已屆古稀之齡的革命領袖和才氣彌高的偉大詩人對戰友亡靈的亦哭亦訴的追憶，是從心底湧出的懷念、讚譽和痛惜，從頭到尾充溢著真情。

且看詩的首聯上句，開頭便以看似平常而又不可更易的“記得”兩個字為總領，把追憶的閘門一下子從三四十年前的“鬧紅軍”時期打開。 “當年”的羅榮桓，於中國革命緊要關頭的1927年入黨，同年8月參加領導鄂南秋收暴動，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歷任紅軍連、營、縱隊黨代表以及紅四軍政委、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等領導職務，為紅軍的創建和發展壯大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十年內戰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在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在粉碎敵人的反革命“圍剿”和完成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羅榮桓同志南北轉戰，屢建奇功，因此，詩人便巧妙地借用“草上飛”進行了形象鮮明的藝術概括，真可謂是神來之筆。 “草上飛”作為一個可感的意象，給讀者提供了補充想像再創造的餘地，何況它還頗有一些來歷呢。或謂本指渡河的小船，或舊稱什麼“流寇”、“草寇”，或典出所傳黃巢《自題像》中的“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等等。諸說不一，大旨不悖，內中無不隱有一個“快”字，而這正是游擊戰中與敵周旋的紅軍英雄形象的特徵。出沒山林，行踪飄忽，靈活主動，詭秘神速，這在毛澤東寫於當時的詩詞中屢有所見：“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清平樂·蔣桂戰爭》），“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夢令·元旦》），“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以及“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這其中的“躍過”、“直下”、“直指”、“飛將軍”等等，不正是對“草上飛”的最好註釋嗎！ “草上飛”不僅指神速，還意味著矯健和勝利，因此它既是對紅軍戰鬥生活的充滿自豪的回憶，更是對羅榮桓卓著戰功的充滿深情的讚譽。然而，今日想來，確有許多殊感遺憾的事情，於是詩人在“斯人不重見”，戰友成永訣的時刻，接著吟出了令人迴腸蕩氣的首聯下句“紅軍隊裡每相違”。

這句中的“每相違”，通常認為是指常有不同意見的爭執，在當時“紅軍隊裡”這倒也並非不是事實，不過是誰與誰“相違”，是什麼性質的“相違”，何以在悼念戰友中單單提及“相違”，等等。深究起來，要弄得明明白白絕非易事。其實，這首聯的前後句可以看作是一個因果句，“草上飛”是原因，“每相違”是結果。實則後者語出“同心與我違”（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同心猶知己，“違”就是分離、離別。 “每相違”，就是雖然心相通，卻常常不能見面。同在一個“紅軍隊裡”本可經常見面，可實際相處時間不多，如今人已不在，想起來更覺得是深深的遺憾。愈到失去時，愈覺存在時的可貴，而時不可再，唯有痛惜不及。就是在看似不經意的敘說中，寄託了抹不掉放不下的無盡的哀思，這種深摯、惋惜、痛悼的凝重、深沉的感情匯聚，自非一般所能相比。

一幕幕的往事，一縷縷的哀思，引出了詩中的頷聯“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一下子由土地革命戰爭的“長征”拉到了解放戰爭的“戰錦”，艱難的革命戰爭歲月更加激起了詩人對戰友功績的追憶和思念。眾所周知，先後擔負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和東北野戰軍第一政委和第四野戰軍第一政委重責的羅榮桓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曾多次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種重要作用是詩人通過對“當年”的邊敘邊議中表現出來的，恰似詩人在與逝去的朋友面對面交談，共同回顧著往事，一起評說那走過的路，又像是對亡友敞開心扉的訴說。這一聯的上下句，運用否定判斷和肯定判斷形成強烈的對比，對比之下，長征儘管是“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多少倍”，但還算不上是什麼最難忍受的日子，“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批註”）。相比之下，“戰錦”則有所不同，這才真正是“大問題”呢。但詩“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致陳毅》），因此解詩不宜如索隱派那般生拉硬拽地去對號，也不必像經學家那樣去處處深究其微言大義，更不可認死理、抬死槓，說“戰錦”事大，就意味著“長征”事小，這二者並非勢不兩立，“不是”、“方為”只不過是有著濃重感情色彩的“詩人之理”罷了，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搞什麼定量定性的“科學分析”。 “戰錦”即指攻打錦州之戰，這是解放戰爭中作為三大戰役第一戰役的遼沈戰役的第一仗。解放戰爭是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鬥爭，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成敗攸關的大決戰的開始，遼沈戰役事關全局，而“一切的關鍵是爭取在一星期內外攻克錦州”（《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我東北野戰軍於1948年9月7日接到中央軍委《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電報後，於9月底即完成了對錦州的全麵包圍，10月14日對錦州發起總攻，只用31個小時即全殲守敵，俘獲敵酋范漢傑、盧濬泉及以下九萬人，一舉奪得了“戰錦”的重大勝利，為其後戰局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真是一戰而關全局。既如此，詩人謂之為“大問題”便是毫無疑義的，而身為東北野戰軍政委的羅榮桓在此次“戰錦”中的巨大功績也就不言自明了。就是在“長征”、“戰錦”的相較相承中，詩人以特有的詩的藝術概括和詩的藝術辯證，讚揚了戰友的貢獻，寄託了對戰友的深切懷念。

繼前兩聯對數十年悠悠往事的如泣如訴的回憶之後，詩人便回到了現實之中。 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和世界，60年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後者，早已使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澤東憂心忡忡。當時“中國周邊的國際局勢趨向緊張，中國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公開的和潛在的侵略威脅、戰爭挑釁和軍事壓力。在這種動盪和緊張局勢中，中國如何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來自各個方面的霸權主義，以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維護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維護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是黨在國際關係上考慮的中心。（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等一批“反修詩詞”便是在這種情勢下寫成的。而在“吊羅榮桓”時，詩人自然不會忘掉這種“情勢”的，可以說詩的後半部分就是由此而發的。

頸聯“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全部用典，並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鮮明地把當時的這種政治情勢，活化成了意境鮮明的優美詩句，寓愛憎褒貶於其中，令人回味無窮。斥鷃，蓬間小雀。大鳥，昊天鶤鵬。而前者“欺”後者，而且時有所聞，豈非咄咄怪事。典出於《鷹和雞》中的雞“笑”鷹飛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覺得可笑、可氣、可惱。這一聯中的上下句，通過同義相疊而增強了表達效果，在相反相映的兩組形象的“不和諧”、“不合理”的關係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戲謔鄙夷之中，同時也透出了詩人的一份憂慮。 這份憂慮來自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嚴峻的形勢以及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原則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君今不幸離人世”。尾聯中的這一句樸實無華，似脫口而出，卻充溢著詩人對戰友“離世”的難以言狀的悲痛傷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一個“君”字，更是包含了無限的意蘊，是對戰友的呼喚，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語，既想到了過去，又想到了現在和未來。於是，結句“國有疑難可問誰”，便在久蓄之勢下，衝湧而出，從而把羅榮桓國之棟樑的形象樹立了起來，同時也把詩人為國痛惜的感情凸顯了出來。如此平白語句，然而字抵千鈞，感人肺腑。一句詰問，問蒼天，問大地，更是發人深省，催人淚下。尾聯兩句，把追憶與評價、個人與國家、悲痛與惋惜，皆以濃重的感情高度地糅合在了一起，成為全詩一個自然的總結，而且結於發問，情真意切，志深筆長，叫人久久難以忘懷。

這首悼亡詩，“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訴諸各種感官的立體形像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的語言，成為頗具“大家之作”風範的毛澤東詩詞中的精品，且將永為世人所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