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飲酒二十首（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東晉以來，玄風大熾，一般文士都喜歡在詩文中說理。然而，他們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論”，頗遭後人訾議。唯有陶淵明卻因其詩理趣盎然，情味深雋，大得後人推崇。同樣是以詩說理，何以後世褒貶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於陶淵明與東晉士大夫們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達“理”的方式也各異。東晉士族文人言空蹈虛，侈談玄理，以此為精神寄託，擷取老莊陳言為篇，理贅於辭，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譏。而陶淵明在經歷了幾仕幾隱的痛苦摸索之後，終於毅然歸隱田園，他在躬耕實踐中找到了人生的歸宿，在自然淳樸的田園生活中領悟了人生的真諦，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儘管他也接受了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與儉樸而充實的田園生活緊密聯繫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蘊在淳樸篤實的田園生活中。情，曠而不虛；理，高而不玄——這正是上面所錄《飲酒》詩第十四首的一個顯著特點。

先說詩中的情。陶淵明在寧靜的鄉居生活中，或與鄰人“披草共來往”、“但道桑麻長”；或“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或“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這一回，他邀請友人松下坐飲，而“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這兩句開門見山點出“飲酒”的情由。這個“賞”字用得精當。詩人招飲，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賞”此趣，其情亦雅。這個“賞”字精煉地寫出了賓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壺”赴會，既見出鄉間獨有的古樸風情，又使人意會到來者都是一些淳厚質樸的人。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壺相與至”，正是深知陶淵明的境況和性情啊！這兩句雖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這四句寫松下飲酒的情景。沒有几案可憑，那有什麼關係？鋪荊於地，賓主圍坐，格外親切。沒有絲竹相伴，這也無甚要緊。聽那風吹松葉，不是更有清趣？圍坐的是“故人”，面對的是清景，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陶醉！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所以“數斟已復醉”。既醉之後，更是隨意言笑，舉觴相酬，歡然自得。如同詩人筆下所寫的“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一樣，在這幅松下坐飲的畫面中也洋溢著一股濃郁的情意。此情與世俗的利害無涉，故言其“曠”；此情又來自詩人淳樸的生活感受，故言其“不虛”。

再說詩中的理。陶淵明把寧靜的鄉村當作返樸歸真的樂土，把“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當作自然之理來信奉，在“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的生活中領略著任真自然的樂趣。在他的心目中，鄉間幽靜的景物、淳厚的民情和古樸的鄉俗，無一不含蘊著與虛偽奸詐相對立的哲理。就像他曾在“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景緻中體會到“此中有真意”一樣，他也在松下坐飲、言笑自適的情景中悟出自然之理。這六句詩雖不明言理，但理趣融於“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父老雜亂言”等意象之中，且流於筆墨之外。 在詩的後半部中，詩人以警雋之言將他的感受進一步哲理化：“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覺”二字承接“數斟已復醉”而來。在醉意朦朧之中，自我意識消失了，外物更不縈於胸中，詩人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這裡雖然表達的是一種玄理，然而它與“飲酒”、“复醉”的主觀感受相結合，所以並不顯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時，彷彿看到醉態可掬的詩人形象。 “悠悠”者，指一般趨名逐利之徒。這兩句詩，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筆法簡練靈活。詩人說：那些人迷戀於虛榮名利，而我則知“酒中有深味”！這個結尾可謂意味深長。魏晉以來，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們看來，“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世說新語·任誕》）。所謂“勝地”、“形神相親”，便是他們所追求的與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飲酒，則是達到這一境界的一種手段。酒之“深味”，便在於此。因此，陶淵明在這裡實際上是說自己在詩酒相伴的生活中、在與“故人”共醉的樂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趨於名利之場的人難以體會的。

從松下坐飲這一悠然自適的情景中引出物我兩忘的境界，進而點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動人，餘味雋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蘊著真實的體驗，質朴明快，故言其“不玄”。 ——情曠而不虛，理高而不玄，以情化理，理入於情，非大手筆不能如此。後世學步者雖多，終不能達到陶詩從容自然的至境。 這首詩以飲酒發端，以酒之“深味”收尾，中間貫穿著飲酒樂趣，敘事言情說理，都圍繞著“飲酒”二字，章法與詩意相得益彰，思健功圓，渾然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