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飲酒二十首（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 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此詩設為一夫一士，而以士自況，表達了對時事的看法和自己的生活態度。 開頭六句是敘事。首句的“客”即下句的一夫和一士。 “止”是止息、居住。 “取捨”，趨向和捨棄，指志趣、懷抱。 “邈”是遠的意思。 “邈異境”謂二人處於相距極遠的兩個不同境界。這二句是說，有兩個常住在一起的人（這“人”其實是兩種人的象徵），他們的志趣迥然不同：一個人長年獨自飲酒沉醉，一個人卻不飲酒，終年都很清醒；兩人你嘲笑我醉，我譏諷你醒，講的話都不為對方所理解。這幾句盡量突出這兩個人誌趣的根本不同——他們沒有共同語言，生活方式也絕然相反，同時只作客觀敘述，不帶一點褒貶。這樣寫，是為了更好地為下文作鋪墊，為下面的議論蓄勢。

“長獨醉”和“終年醒”都不是常人所有的情形，這不免使人產生疑問：他們何以會有這種表現？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對此，“規規”二句用亦敘亦議的筆法，表明了作者對二者的態度，而何以醒、醉的原因以及醒和醉的真正涵義，亦自然蘊含其中。 “規規”是淺陋、拘泥的樣子。 《莊子·秋水》：“子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這句講的是醒者。此人謹小慎微，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趨，沒有思想，沒有主見，自以為是清醒的，別人也以為他是清醒的，而在作者看來，這是十足的愚昧。 “一何”義同“何其”，是強烈的否定語氣，足見作者的鄙薄之甚。 “兀傲”是酒後傲放自得之貌，同“規規”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差若穎”意謂較為聰明。 “差”是略微之意。這句講的是醉者。在作者看來，醉者可以超脫世俗，不問時事，所以他是聰明的、可取的。這本身就是對現存的秩序、輿論、政治等等的否定。而這正是醉者的用心，所謂醉者，其實是真正的醒者。正因為醒者愚而醉者穎，只有醉時才是醒時，所以作者傳語醉者，希望他不但白日飲酒，夜裡還應點上蠟燭，繼續酣飲；要他時時刻刻都在醉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時時刻刻都保持清醒。清人邱嘉穗雲：“陶公自以人醉我醒，正其熱心厭觀世事而然耳。要之，醒非真醒而實愚，醉非真醉而實穎。”（《東山草堂陶詩箋》）馬墣雲：陶淵明“以醉者為得，誠見世事之不足問，不足校論，惟當以昏昏處之耳。”（《陶詩本義》）這些分析都是極為中肯的。

醒者實際就是世俗庸人的代表，醉者則是作者的自我寫照。作者寫作此詩時，正當晉宋易代的前夜，是我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動亂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政治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大小軍閥為了爭奪權力，互相攻殺，兵禍連年不絕。作者既無力改變現實，又不願同流合污，早年的壯誌已經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了。作者在《雜詩》中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這同後來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實質上並沒什麼不同，作者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醉酒不過是對現實已經絕望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藉以排遣苦悶和潔身避禍的一種手段，包含著傷時感事的深刻內容。這使我們想起了當魏晉之際，鐘會屢以時事問阮籍，欲因其可否而加之罪，阮籍均以酣醉得免的故事。 （見《晉書·阮籍列傳》）《飲酒》第二十首末尾的“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與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用意正復相同。這裡固然有逃避現實的消極的一面，但保持自己高潔的節操，不同醜惡的統治階級合作，卻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這是一首構思別緻的感懷詩。筆調曠放，感情卻極沉痛，冷峻之中包裹著一顆火熱的心。清人施補華說：“陶公（指陶淵明）詩，一往真氣，自胸中流出，字字淡雅，字字沉痛，蓋繫心君國，不異《離騷》，特變其面目耳。”（《峴傭說詩》）陶淵明無意於做某一姓的忠臣，“君國”云云，是不確的；但看到陶詩同《離騷》有相通之處，同樣是處處滲透著沉痛的感情，確實是極有見地的。屈原借香草美人以抒忠憤，陶淵明借飲酒以寄悲慨，都是為理想不能實現而悲哀。陶淵明在《自祭文》中直言“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足見“長獨醉”的陶淵明同行吟澤畔的屈子一樣，也是一個傷心人。而這首詩，則是這種“傷心”在另一手法上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