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飲酒二十首（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①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盡，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①裛（yi意）：通浥。
此詩寫對菊飲酒的悠然自得，實際蘊藏著深沉的感傷。
秋天是菊花的季節。在百花早已凋謝的秋日，惟獨菊花不畏嚴霜，粲然獨放，表現出堅貞高潔的品格。惟其如此，作者非常愛菊，詩中屢次寫到，而且常常把它同松聯繫在一起，如《和郭主簿》：“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此詩首句“秋菊有佳色”，亦是對菊的傾心讚美。 “有佳色”三字極樸素，“佳”字還暗點出眾芳凋零，惟菊有傲霜之色，如果換成其他穠麗字眼，比如“麗”、“粲”、“絢”之類，反倒惡俗不堪。前人稱此句“洗盡古今塵俗氣”（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引艮齋語），並非虛譽。 “裛”，沾濕。 “掇”，拾取。 “英”即花。 “裛露掇其英”，帶露摘花，色香俱佳。採菊是為了服食，菊可延年益壽。作者《九日閒居》就有“酒能袪百慮，菊解制頹齡”之句。曹丕《與鍾繇九日送菊書》雲：“輔體延年，莫斯（指菊）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可見服食菊花，是六朝的風氣。屈原《離騷》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服食菊花不僅在強身，還有志趣高潔的喻意，而通篇之高遠寓意，亦皆由菊引發。
秋菊佳色，助人酒興，作者不覺一杯接著一杯，獨自飲起酒來。 “泛”這裡是縱情飲酒的意思。 “忘憂物”指酒。 《詩經·邶風·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傳》：“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又曹操《短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相傳杜康是開始造酒的人，這裡用作酒的代稱。）如果心中無憂，就不會想到“忘憂”，這裡透出了作者胸中的鬱憤之情。 “遺世”，遺棄、超脫俗世，主要是指不去做官。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說：“遺世之情，我原自遠，對酒對菊，又加遠一倍矣。”分析甚確。不過，結合“忘憂”看，這裡的“遺世”，也含有憤激的成分。因為陶淵明本來很想做一番“大濟於蒼生”（《感士不遇賦》）的事業，只是後來在官場中親眼看到當時政治黑暗，這才決計歸隱的。
後面六句具體敘寫飲酒的樂趣和感想，描繪出一個寧靜美好的境界，是對“遺世情”的形象寫照。這裡寫的是獨醉。他既沒有孔融“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載孔融語）那樣的豪華氣派，也不像竹林名士那樣“縱酒昏酣”，而是一個人對菊自酌。獨飲本來容易使人感到寂寞，但五、六兩句各著一“雖”字、“自”字，就洗去孤寂冷落之感，“自”字顯得那壺兒似也頗解人意，為詩人手中的酒杯殷勤地添注不已。 “傾”字不僅指向杯中斟酒，還有酒壺傾盡之意，見出他自酌的時間之長，興致之高，飲酒之多。所以從這兩句到“日入”兩句，不僅描寫的方面不同，還包含著時間的推移。隨著飲酒增多，作者的感觸也多了起來。
再下二句，“群動”泛指各種動物，“息”是止息。 “日入群動息”是總論，“歸鳥趨林鳴”是於群動中特取一物以證之；也可以說，因見歸鳥趨林，所以悟出日入之時正是群動止息之際。 “趨”是動態，“鳴”是聲音，但惟有在特別空曠靜寂的環境中，才能更加顯出飛鳥趨林，更加清晰地聽到鳥兒的聲音，這是以動寫靜、以聲寫寂的表現手法。而環境的寧靜優美，又襯托出作者的閒適心情。這二句是寫景，同時也是陶淵明此時志趣的寄託。陶淵明詩中寫到鳥的很多，尤其歸隱以後，常常藉歸鳥寓意。除此詩外，他如“翼翼歸鳥，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歸棲”（《歸鳥》其三），“翼翼歸鳥，戢羽寒條……矰繳奚施，已卷（倦）安勞”（《歸鳥》其四），“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還有“云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歸去來辭》），“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其五），“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等等。這些詩中的歸鳥，都是作者的藝術化身。趨林之鳥本來是無意中所見，但它卻喚起了作者的感慨深思：“群動”皆有止息之時，飛鳥日落猶知還巢，人生何獨不然？鳥兒始飛終歸的過程，正好像是作者由出仕到歸隱的生活歷程。這裡既是興，也是比，又是即目寫景，三者渾然一體，使人不覺，表現手法非常高妙。
末尾寫所以歸隱之故，表達了隱居終身的決心。 “嘯”是撮口發出長而清越的聲音，是古人抒發感情的一種方式。 “嘯傲”謂歌詠自得，無拘無束。 《飲酒》第五首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知東軒即在此東籬內，東籬之下種有菊花。對菊飲酒，嘯歌採菊，自是人生之至樂。 “得此生”是說不為外物所役使，按著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也就是東坡所說的“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東坡題跋·題陶淵明詩》）“得此生”和“失此生”實指歸隱和做官。嘯傲東軒，是隱居悠閒之樂的形象描繪，它是讚美，是慶幸，也是意願。然而，“聊复”（姑且算是）一詞，又給這一切罩上了一層無可奈何的色彩，它上承“忘憂”、“遺世”，仍然表現出壯志難酬的憾恨，並非一味悠然陶然。
清人吳淇曾將此詩同這組詩的第五首（“結廬在人境”）加以比較，認為“上章（即“結廬”一首）寫自得中帶不得有為之意，此章寫不得有為帶自得之意”（《六朝選詩定論》），所論極精闢。正是“不得有為”同“自得”的矛盾，使得此詩曠達和感傷這兩種感情水乳交融，並存於同一詩句中。這個特點不僅大大擴展了詩的內涵，使之更加含蓄蘊藉，還使作品帶上濃厚的抒情氣氛，而這正是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與蘇轍書》）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