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是體現陶淵明躬耕思想的重要詩篇。 “庚戌”即晉安帝義熙六年（410），這年陶淵明四十六歲，是他棄官彭澤令歸田躬耕的第六年。 “西田”就是《歸去來兮辭》中所說的“西疇”，大約在陶淵明“園田居”的西邊。舊曆九月中收稻，應是晚稻。題中“早稻”二字，近人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說：“一本'早'是'旱'字。”按《禮記·內則》已載有“陸稻”，唐孔穎達疏：“陸稻者，陸地之稻也。”宋末戴侗《六書故》植物部：“稻性宜水，亦有同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今謂旱稻。南方自六月至九月獲。北方地寒，十月乃獲。”故“早稻”應作“旱稻”，“早”字當為“旱”之形誤。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人生的終極歸依是道，衣食則是人生之前提。起筆兩句，把傳統文化之大義——道，與衣食並舉，意義極不尋常。衣食的來源，本是農業生產。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怎麼能夠不經營耕織，而追求自己的安逸呢？在陶淵明，若為了獲得衣食所資之俸祿，而失去獨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寧肯棄官歸田躬耕自資。全詩首四句之深刻意蘊，在於此。下邊，便轉說自己耕種收穫之事。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從開春就下田從事耕種，到秋天，終於有了一番還算可觀的收成。言語似乎很平淡，但體味起來，其中蘊涵著的欣慰之情，是多麼真實，多麼淳厚。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回顧春天耕種時節，從大清早就下田辛勤勞作，到日落後才扛著農具回家。 “微勤”是謙辭，其實是十分勤苦。 “日入”，看來是拈用了《擊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語意，這便加深了詩意蘊藏的深度。因為那兩句之下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見《群書治要》引《帝王世紀》，漢王充《論衡·藝增篇》已引，文字略有不同。）“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寫出眼前收稻之時節，便曲曲道出稼穡之艱難。山中氣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時節呵。四十六歲的陶淵明，顯然已感到了歲月的不饒人。以上四句，下筆若不經意，其實是寫出了春種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田家難道不苦？夠苦的了。可是，我不能夠推卸這稼穡之艱難。稼穡愈是艱難辛苦，愈見陶淵明躬耕意誌之深沉堅定。陶淵明對於稼穡，感到義不容辭。這不僅是因為深感：“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於深知：“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四肢腰身誠然疲憊，但是歸田自食其力，庶幾可以免遭異患。 “異患”，指人生本不應有的憂患，甚至禍患。魏晉以降，時代黑暗，士人生命沒有保障。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何晏，司馬昭殺嵇康，以及陸機、陸雲之慘遭殺害，皆是著例。當時柄政者劉裕，比起曹操、司馬，更加殘忍。所謂異患，首先即指這種旦夕莫測的橫禍。再退一步說，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質性自然”的陶淵明看來，當然也是一種異患。在那政治黑暗、充滿屠殺的時代，唯有棄官躬耕，才能免於異患。陶淵明不能不意識到自己是選擇了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收稻歸來，洗手浴面之後，在自家屋簷下休息，飲酒，很開心。這幅情景，在農村勞動生活過來的人，都是親切、熟悉的。陶淵明是在為自由的生活，為勞動的成果而開心。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不過，陶淵明畢竟不僅是一位農民，他仍然是一位為傳統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農民那樣站在自家屋簷下把酒開懷，可是他的心靈卻飛越千載，尚友古人。沮、溺，是春秋時代的兩位隱士。 《論語·微子》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從這一記載看，沮、溺之心意，乃有三點：一、滔滔者天下皆是，言時代黑暗。二、誰以易之，言無可改變。三、豈若從避世之士，言應當歸隱。陶淵明自言與沮、溺之心遙遙會合，意即在此。所以結筆說：“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但願長久地過這種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縱然躬耕辛苦，我也無所怨尤。陶淵明的意志，真可謂堅如金石。陶淵明的心靈，經過深沉的省思，終歸於圓融寧靜。

陶淵明此詩夾敘夾議，透過收稻之敘說，發舒躬耕之情懷。語言平淡是一如其故，意蘊則無限深遠。陶淵明自幼愛好六經，敬仰孔子。孔子教導士人以天下有道為己任，積極入世。陶淵明選擇了長沮、桀溺式的人生道路，這意味著與孔子發生一定的疏離。這在陶淵明，有一個矛盾痛苦的心態變化過程。事實上，為了最終抉擇棄官歸田，他曾經歷了十三年的曲折反复。而此詩，則說明在歸田五、六年之後，他的心靈裡也並不總是那麼平靜單純。不過，此詩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陶淵明經過勞動的體驗和深沉的省思，所產生的新思想。這就是：農業生產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儘管應以道為終極關懷，但是對於農業生產仍然義不容辭。尤其處在一個自己所無法改變的亂世，只有棄官歸田躬耕自資，才能保全人格獨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實意義。而且，躬耕縱然辛苦，可是，樂亦自在其中。這份喜樂，是體驗到自由與勞動之價值的雙重喜樂。陶淵明的這些思想見識，在晚週之後的文化史和詩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異的。詩中所耀動的思想光彩，對人生意義的堅實體認，正是此詩極可寶貴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