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凡·高的向日葵
凡·高一生油畫的產量在八百幅以上，但是其中雷同的畫題不少，每令初看的觀眾感到困惑。例如他的自畫像，就多達四十多幅。阿羅時期的《吊橋》，至少畫了四幅，不但色調互異，角度不同，甚至有一幅還是水彩。 《郵差魯蘭》和《嘉舍大夫》也都各畫了兩張。至於早期的代表作《食薯者》，從個別人物的頭像素描到正式油畫的定稿，反反复复，更畫了許多張。凡·高是一位求變、求全的畫家，面對一個題材，總要再三檢討，務必面面俱到，充分利用為止。他的傑作也不例外。
早在巴黎時期，凡·高就愛上了向日葵。並且畫過單枝獨朵，鮮黃襯以亮藍，非常艷麗。一八八八年初，他南下阿羅，定居不久，便邀高更從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羅同住。這正是凡·高的黃色時期，更為了歡迎好用鮮黃的高更去“黃屋”同住，他有意在十二塊畫板上畫下亮黃的向日葵，作為室內的裝飾。
凡·高在巴黎的兩年，跟法國的少壯畫家一樣，深受日本版畫的影響。從巴黎去阿羅不過七百公里，他竟把風光明媚的普羅旺斯幻想成日本。阿羅是古羅馬的屬地，古蹟很多，居民兼有希臘、羅馬、阿拉伯的血統，原是令人悠然懷古的名勝。凡·高卻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藝術的新天地。
到阿羅後不久，他就在信上告訴弟弟：“此地有一座柱廊，叫作聖多芬門廊，我已經有點欣賞了。可是這地方太無情，太怪異，像一場中國式的噩夢，所以在我看來，就連這麼宏偉風格的優美典範，也只屬於另一世界：我真慶幸，我跟它毫不相干，正如跟羅馬皇帝尼祿的另一世界沒有關係一樣，不管那世界有多壯麗。”
凡·高在信中不斷提起日本，簡直把日本當成亮麗色彩的代名詞了。他對弟弟說：
“小鎮四周的田野蓋滿了黃花與紫花，就像是——你能夠體會嗎？——一個日本美夢。”
由於接觸有限，凡·高對中國的印像不正確，而對日本卻一見傾心，誠然不幸。他對日本畫的欣賞，也頗受高更的示範引導。去了阿羅之後，更進一步，用主觀而武斷的手法來處理色彩。向日葵，正是他對“黃色交響”的發揮，間接上，也是對陽光“黃色高調”的追求。
一八八八年八月底，凡·高去阿羅半年之後，寫信給弟弟說：“我正在努力作畫，起勁得像馬賽人吃魚羹一樣。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畫幾幅大向日葵，就不會奇怪了。我手頭正畫著三幅油畫……第三幅是畫十二朵花與蕾插在一隻黃瓶裡（三十號大小）。所以這一幅是淺色襯著淺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也許我不止畫這麼一幅。既然我盼望跟高更同住在自己的畫室裡，我就要把畫室裝潢起來。除了大向日葵，什麼也不要……這計劃要是能實現，就會有十二幅木版畫。整組畫將是藍色和黃色的交響曲。每天早晨我都趁日出就動筆，因為向日葵謝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氣呵成。”
過了兩個月，高更就去阿羅和凡·高同住了。不久，兩位畫家因為藝術觀點相異，屢起爭執。凡·高本就生活失常，情緒緊張，加以一生積壓了多少挫折，每天更冒著烈日勁風出門去趕畫，甚至晚上還要在戶外藉著燭光捕捉夜景，疲憊之餘，怎麼還禁得起額外的刺激？耶誕前兩天，他的狂疾初發。耶誕後兩天，高更匆匆回了巴黎。凡·高住院兩週，又恢復作畫，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才再度發作，又臥病兩週。一月二十三日，在兩次發作之間，他寫給弟弟的一封長信，顯示他對自己的這些向日葵頗為看重，而對高更的友情和見解仍然珍視。他說：
如果你高興，你可以展出這兩幅。高更會樂於要一幅的，我也很願意讓高更大樂一下。所以這兩幅裡他要哪一幅都行，無論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畫一張。
你看得出來，這些畫該都搶眼。我倒要勸你自己收藏起來，只跟弟媳婦私下賞玩。這種畫的格調會變的，你看得愈久，它就愈顯得豐富。何況，你也知道，這些畫高更非常喜歡，他對我說來說去，有一句是：“那……正是……這種花。”
你知道，芍藥屬於簡寧（Jeannin），蜀葵歸於郭司特（Quost），可是向日葵多少該歸我。
足見凡·高對自己的信心頗堅，簡直是當仁不讓，非他莫屬。這些光華照人的向日葵，後世知音之多，可證凡·高的預言不謬。在同一封信裡，他甚至這麼說：“如果我們所藏的蒙提且利那叢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說真的也真值，則我敢對你發誓，我畫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蘇格蘭人或美國人出五百法郎。”
凡·高真是太謙虛了。五百法郎當時只值一百美金，他說這話，是在一八八八年。幾乎整整一百年後，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其中的一幅在倫敦拍賣所得，竟是畫家當年自估的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倍。要是凡·高知道了，會有什麼感想呢？要是他知道，那幅《鳶尾花圃》售價竟高過，又會怎麼說呢？
一八九零年二月，布魯塞爾舉辦了一個“二十人展”（Les Vingt）。主辦人透過西奧，邀請凡·高參展。凡·高寄了六張畫去，也在其中，足見他對此畫的自信。結果賣掉的一張不是，而是《紅葡萄園》。非但如此，在那場畫展中還受到屈辱。參展的畫家裡有一位專畫宗教題材的，叫作德格魯士（Henry de Groux），堅決不肯把自己的畫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在慶祝畫展開幕的酒會上，德格魯士又罵不在場的凡·高，把他說成“笨瓜兼騙子”。羅特列克在場，氣得要跟德格魯士決鬥，眾畫家好不容易把他們勸開。第二天，德格魯士就退出了畫展。
凡·高的在一般畫冊上，只見到四幅：兩幅在倫敦，一幅在慕尼黑，一幅在阿姆斯特丹。凡·高最早的構想是“整組畫將是藍色和黃色的交響曲”，但是習見的這四幅裡，只有一幅是把亮黃的花簇襯在淺藍的背景上，其餘三幅都是以黃襯黃，烘得人臉頰發燠。
荷蘭原是鬱金香的故鄉，凡·高卻不喜歡此花，反而認同法國的向日葵，也許是因為鬱金香太秀氣、太嬌柔了，而粗莖糙葉、花序奔放、可充飼料的向日葵則富於泥土氣與草根性，最能代表農民的精神。
凡·高嗜畫向日葵，該有多重意義。向日葵昂頭扭頸，從早到晚隨著太陽轉臉，有追光拜日的象徵。德文的向日葵叫Sonnenblume，跟英文的sunflower一樣。西班牙文叫此花為girasol，是由girar（旋轉）跟sol（太陽）二字合成，意為“繞太陽”，頗像中文。法文最簡單了，把向日葵跟太陽索性都叫作soleil。凡·高通曉西歐多種語文，更常用法文寫信，當然不會錯過這些含義。他自己不也追求光和色彩，因而也是一位拜日教徒嗎？
其次，凡·高的頭髮棕裡帶紅，更有“紅頭瘋子”之稱。他的自畫像裡，不但頭髮，就連絡腮的鬍髭也全是紅焦焦的，跟向日葵的花盤顏色相似。至於一八八九年九月他在聖瑞米瘋人院所繪的那張自畫像（也就是我中譯的《凡·高傳》封面所見），鬍子還棕裡帶紅，頭髮簡直就是金黃的火焰。若與他畫的向日葵對照，豈不像紛披的花序嗎？
因此，畫向日葵即所以畫太陽，亦即所以自畫。太陽、向日葵、凡·高，三位一體。
另一本凡·高傳記《塵世過客》（Stranger on the Earth：by Albert Lubin）詮釋此圖說：“向日葵是有名的農民之花，據此而論，此花就等於農民的畫像，也是自畫像。它爽朗的光彩也是仿自太陽，而眾生之珍視太陽，已奉為上帝和慈母。此外，其狀有若乳房，對這個渴望母愛的失意漢也許分外動人，不過此點並無確證。他自己（在給西奧的信中）也說過，向日葵是感恩的象徵。”
從認識凡·高起，我就一直喜歡他畫的，覺得那些擠在一隻瓶裡的花朵，輻射的金發，豐滿的橘面，挺拔的綠莖，襯在一片淡檸檬黃的背景上，強烈地像徵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淺淺交交錯錯織成的黃色暖調，對疲勞而受傷的視神經，真是無比美妙的按摩。每次面對此畫，久久不甘移目，我都要貪饞地飽飫一番。
另一方面，向日葵苦追太陽的壯烈情操，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志氣，令人聯想起中國神話的夸父追日，希臘神話的伊卡瑞斯奔日。所以在我的近作一詩裡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