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沒有人是一個島
二十三年以前，一位才華初發的青年詩人，嚮往未來與遠方，寫了一首烏托邦式的成人童話詩，設想美妙，傳誦一時。那首詩叫作《一九八零年》，作者瘂弦，當時只有二十五歲。詩的前兩段是這樣的：
當時的戲言，今朝已來到眼前，這已是一九八零年了。不知怎的，近來時常想起瘂弦的這首少作。二十多年來，台灣變了很多，世界整個變了，連詩人嚮往的澳洲也變了不少。瘂弦，並沒有移民去澳洲，將來顯然也不會南遷。這些年來，他去過美國、歐洲、印度、南洋，卻始終未去澳洲。
倒是我，去過澳洲兩個月，彼邦的大城都遊歷過，至於草坡上的紅頂小屋，也似乎見過一些。八年前的今天，我正在悉尼。如果二十五歲的瘂弦突然出現在眼前，問我那地方到底如何，我會說：“當然很好，不但袋鼠母子和寶寶熊都很好玩，連二次大戰都似乎隔得很遠。不但如此，台北盆地正熱得要命，還要分區節水，那裡卻正是清涼世界，企鵝紳士們都穿得衣冠楚楚，在出席海濱大會。不過，如果我是你，就不會急著搬去那裡，寧可留在台灣。”
一人之夢，他人之魘。少年瘂弦心中的那片樂土，在“澳廝”（Aussie）們自己看來，卻沒有那麼美好。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遠方的經也似乎好念些，其實家家的經都不好念。
澳洲並不全是草地，反之，浩闊的內陸盡是沙漠，又乾又熱，一無可觀。我在沙漠的中心愛麗絲泉，曾經住過一夜。那小鎮只有一條街，從這頭踱到那頭，不過一盞茶的工夫，樹影稀疏的街口，外面只有一條灰白的車路，沒向萬古的荒沙之中。南北兩邊的海岸，都在一千公里以外，最近的大都市更遠達一千五百公里，真是遁世的僻鄉了。只是到了夜裡，人籟寂寂，天籟齊歇，像躺在一隻壞了的鐘裡，橫聽豎聽，都沒有聲音。要不是袋裡還有張回程的機票，真難相信我還能生還文明。
澳洲的名詩人，我幾乎都見過了，侯普（ADHope）贈我的書中，第一首詩便是他的名作《澳大利亞》，劈頭第一句便詛咒他的鄉土，說它是一片“心死”的大陸，令我大為驚顫。澳洲的大學招不足學生，一來人口原就稀少，二來中學畢業就能輕易找到工作。大學教授向我埋怨，說一個月的薪水，百分之四十幾都納了稅。悉尼的街頭也有不少盜匪，夜行人仍要小心。堪培拉公園裡，有新幾內亞的土人紮營守坐，作獨立運動之示威，令陪我走過的澳洲朋友感到尷尬。東北岸外，法國人正在新加里多尼亞島附近試驗核爆，令澳洲青年憤怒示威。誰說南半球見不到蕈狀雲呢？
如果還有誰對那片“樂土”抱有幻想，他不妨去看看澳洲自製的連續劇《女囚犯》。這一套電視片長達三十集，主要的場景是澳洲一座專關女囚犯的監獄。一個個女犯人的故事，當初如何犯法，如何入獄，後來如何服刑，如何上訴，又如何冤情大白，獲釋出去，都有生動明快的描寫。當然女犯人的結局，不都是歡天喜地走出獄門。也有不幸的一群，或死在牢裡，或放出去後不見容於社會，反覺天地為窄而牢獄為寬，世情太冷，不如獄中友情之溫，寧願再蹈法網，解回舊獄。澳洲原是古時英國流放罪犯之地，幽默的澳洲朋友也不諱言他們是亡命徒流浪漢的後人。也難怪他們的電視界能推出這麼一部鐵窗生涯的寫實傑作。
瘂弦的《一九八零年》仍不失為一首可愛的好詩，但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說作者的少年情懷，如今已不再了。那時台灣的新詩風行著異國情調，不但瘂弦的某些少作，就連土生土長的葉珊、陳錦標、陳東陽等的作品也是如此。愛慕異國情調，原是青年人理想主義的一種表現。兼以當時台灣的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都沒有現在這麼開放，一切都沒有現在這麼進步，青年作家們多少都有一點“恐閉症”，所以嚮往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種可解的心情，不必動輒說成什麼“崇洋”。二十多年下來，我這一輩的心情已經完全相反：以前我們幻想，樂土遠在天邊，現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謂樂土，豈不正是腳下的這塊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島嶼？原則上，澳洲之大，也只是一個島嶼罷了。然則在澳洲和台灣之間，今天的瘂弦當然是選擇自己的家島。今天，年輕的一代莫不熱烈地擁抱這一片土地和這一個社會，認同鄉土，一時蔚為風氣，誠然十分可喜。
二十多年的留學潮似乎是淡下去了。從遠颺海外到奉獻本土，青年態度的扭轉，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機。人對社會的要求和奉獻，應成正比：要求得高，就應奉獻得多；有所奉獻，才有權利有所要求。對社會只有奉獻而不要求，不要求它變得更合理更進步，那是愚忠。 “不問收穫”，是不對的。反之，對社會只有要求而不奉獻，那是狂妄與自私。不過留學潮也不是全無正面的意義，因為我們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長短正所以了解中國，了解中西之異同。 “不到黃河心不死”，許多留學生卻是“不到紐約心不死”。同時，遠颺海外也還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遠颺了，從此做外國人，那也乾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雖偏而心不遠，這還是一個正數，不是負數。但是這種人還可分成兩類。第一類“心存”的方式，只是對本土的社會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灣為什麼還不像美國”等等，卻忘了他自己並未奉獻過什麼。第二類“心存”的方式，則是奉獻，不論那是曾經奉獻，正在奉獻，或是準備奉獻。這種奉獻，雖阻隔於地理，卻有功於文化。例如肖邦，雖遠颺於法國，卻以音樂奉獻於波蘭，然則肖邦在法國，正是波蘭的延伸，不是波蘭的縮減。 “正數”的留學生，都可以作“台灣的延伸”看待。
瘂弦也曾經兩度留學，但到了一九八零年，卻沒有像他在早年詩中所預言的，落戶在異國。從遠颺到回歸，正是瘂弦這一輩認同台灣的過程，這過程十分重要。時至今日，誰是過客，誰是歸人，已經十分清楚。對他這一輩的作家，台灣給他們寫作的環境，寫作的同伴，出版他們的作品，還給他們一群讀者和一些批評家，而這是別的社會無法提供的。瘂弦屬於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屬於台灣，當然他完全屬於中國。所謂家，不應單指祖傳的一塊地，更應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對於在台灣成長的作家，台灣自然就是他們的家。這也許不是“出生權”，卻一定是“出力權”。 “出力權”，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 《一九八零年》詩末有這麼兩句：
這話頗有心理根據。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像中的天堂，但天堂裡的日子其實很悶人，“明天”在天堂裡毫無意義，因為它無須爭取。我認為，裡的生活雖然美滿，但如果要我選擇，我寧可跟隨諸葛亮在西蜀奮鬥，因為諸葛亮必須爭取明天，但是明天對桃源中人並無意義。
我知道頗有些朋友以台灣為一島嶼而感到孤立、氣餒，也聽人說過，台灣囿於地理，文學難見偉大的氣魄。這話我不服氣。拿破崙生在島上，也死在島上，卻影響了一代的歐陸。說到文學，莎浮誕生的萊思波斯，蕭克利多斯誕生的西西里，都是島嶼，而據說荷馬也降世於凱奧司島。日本和英國不用多說，即以愛爾蘭而言，不也出了斯威夫特、王爾德、蕭伯納、葉芝、喬伊斯、貝凱特？
蘇軾，應該是我國第一位在海島上寫作的大詩人了。他的高見總該值得我們注意。 《蘇海識馀》卷四有這麼一則：“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真不愧曠代文豪，雖自稱信筆所之，畢竟胸襟開闊，不以島居為囿，卻說“有生孰不在島者”？髯蘇當時的地理觀念，竟和今日的實況相合。瘂弦當年要去的澳洲，不正是一個特大號的島嗎？亞、非、歐三大洲，也不過合成一個巨島。想開些，我們這青綠間白的水陸大球，在太空人眷眷回顧之中，不也只是一座太空島嗎？
不過，蘇軾的這一番自寬之詞，要慰勉我們接受的，只是地理上的囿限，絕非心理上的自蔽。 “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他在文末已經說得明白。他的名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更點出客觀觀點的重要。島嶼只是客觀的存在，如果我們竟在主觀上強調島嶼的地區主義，在情緒上過分排外，甚至在意識上要脫離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那就是地理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這種趨勢卻是不健康的。詩人鄧約翰的一段佈道詞，也是海明威一部小說題名之所本，不妨與蘇軾之文並讀：“沒有人是一個島，自給自足；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整體的一片段。如果一塊土被海浪沖走，則歐洲的損失，正如沖走了一角海岬，沖走了你朋友的田莊或是你自己的田莊。不論誰死了，我都受損，因為我和人類息息相關。所以不要派人去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而敲。”